公元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征服了天山地区，将这块汉朝时的西域都护府，唐朝时的安西都护府，重新归入了中国的版图，意义特别的巨大。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就以“新附旧疆”之意，将这片1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亲自赐名为“新疆”，这就是新疆得名的由来，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平定新疆后，在南疆的广大地区，清廷为了顾及当地人的利益和传统，仍旧保留了当地原有的伯克制度。可是，到了1864年6月时，当地人发动了叛乱和起义，从此引燃了连绵十余年的新疆战火!

当时，驻扎在新疆的清军，总兵力也就区区一万多人。显而易见，如此单薄的兵力，根本就无法应对大规模的叛乱。因此，库车起义爆发后，新疆各地的反清风暴，迅速遍及天山南北，一时间狼烟遍地。

到了1866年3月，清廷在新疆的大部分统治机构，已经被悉数推翻，残余的清军只得节节败退，退守到了塔城、巴里坤与哈密等地，不断向北京求援。

虽然叛乱的势力众多，但主要的领导权，逐渐落到了大大小小的伯克手里。这些伯克，各自割据，为了逐利和夺权，相互混战不断，大大小小的战斗下来，整个南疆地区，落到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雅霍甫的伯克手中。

大家对此人或许不熟悉，但提起他的另一个名字，你一定如雷贯耳，他的汉语名字，叫做“阿古柏”。

1864年，湘军最终攻克了天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了下去，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逐渐消退。不仅如此，洋务运动也开始兴起，清王朝开始了一次积极的自救行为，各项转机开始浮现。

在此背景下，收复阿古柏窃据的新疆地区，摆上了清王朝的议事日程。

在古代，中国经营西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说白了，就是花钱无数的事情。汉武帝在抗击匈奴时，一个士兵在前方作战，后方需要十几个人提供支援。一担粮食运到西域前线，沿途就要消耗三十担粮食的白银。

康、雍时期，清政府始终想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新疆问题，但每次都是迫于天价的军费和支出，一直搁置着。如果不是新疆发生了内乱，乾隆甚至都打算放弃西北了，借着新疆内乱，乾隆才一举收复了新疆之地。

道光皇帝时，浩罕国屡次入侵新疆，清军虽然都将他打了回去，但每次平乱的军费都高达数百万两白银，搞得国家的财政非常吃紧。当时，虽然清军的军力，完全可以直接剿灭浩罕国，但经户部估算，用兵至少需要两千万两白银，道光只得作罢。

不可否认，清朝的统治有各种各样的不足，甚至是愚蠢和昏聩。但是！有一点，满人做得非常好，非常好！那就是，清朝统治者始终没有逾越圣祖康熙留下的遗训:“对天下百姓，永不加赋”。在这种形式下，清王朝的赋税，始终也就维持在三千万两白银左右。

所以，李鸿章等大臣，主张放弃新疆，结束对于新疆这个无底洞的白银支出。或者说，李鸿章所谓的放弃，仅仅是暂时的搁置，眼下先集中精力进行洋务运动，完成内部的自救为第一要务。

军事上，李鸿章主张先行保证东南海防，因为在他看来，最大的外患，多集中在欧美列强和日俄，海防是最大的隐患，他是一个坚定的“海防派”。

而左宗棠则不同，他坚持认为西北与东南同样重要，都是大清的领土，祖宗基业怎能弃？乾隆皇帝收复新疆之后，就一直都是大清的疆域和领土。况且，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旦开了放弃新疆的先例。那么，青海、西藏、蒙古等地，也必将不稳，必会谋求分裂和独立。真那样的话，大清朝就完蛋了。

所以，左宗棠坚决主张出兵，收复新疆失地，维护国家统一。他甚至提出，户部尽量筹措军费，能凑多少算多少，不足部分他自己向洋人借款，多么的大气和无畏！

之后，带领部队“抬棺出征”，一举剿灭了阿古柏势力收复了新疆，自己也成为了一代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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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看待新疆和收复新疆的问题上，左宗棠的确居功至伟，李鸿章的确不如他远见卓识。但是，你要非说李鸿章就是“卖国贼”，那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他被冤枉了。

其实，不光李鸿章，从清中期以来，每逢西域遭遇战乱或是起义，朝廷中就总有人持此主张，而且每次的呼声都很好。后来，百日维新期间，谭嗣同还主张将新疆卖给俄国，将西藏卖给英国，听起来更是卖国之言。

到了清末革命时，革命党人甚至喊出了“汉人十八省建国”的荒谬口号。他们主张放弃新疆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新疆“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简单说，养不起新疆。

李鸿章和左宗棠的争论，说到底就是政见之争，虽有正误之分和高下之别。但是，他们俩人都是大清的忠臣，不应被冠之以“卖国”的大帽子。

即便是争论的另一方左宗棠，也从来没有认为李鸿章是汉奸或者卖国贼什么的。所以，他这样评价李鸿章:“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

原创作者: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