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突厥是在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重新在蒙古高原上兴起的势力，由于李治、武则天的纵容和应对失误，使之发展壮大，并重新成为唐王朝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

而随着裴行俭、程务挺、王方翼等名将去世或被迫害致死，唐王朝已经没有了李靖这样的天才将领，只能靠国力与草原异族战斗。

这时，一位书生的计谋彻底扭转了这一被动局面，为二十多年后彻底消灭后突厥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张仁愿和他亲手修筑的三受降城。

（黄河河套地区）

【年轻时期的张仁愿就是一头犟驴】

老家在华山脚下下邽[guī]的张仁愿，从小就展现出文武双全的出众才干，但就如一位最淳朴的关中老农一样，张仁愿也犟的出奇，从他得罪的人就能看出来。

当他是殿中侍御史这么个七品小官时，他的上司要拍武则天马屁，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身，并请求立武则天的侄子、当朝宰相武承嗣为太子。两次让张仁愿联名，被张仁愿拒绝，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看在眼里；

不久，国防部长、一代名将王孝杰在西域与吐蕃作战，张仁愿是监军，上奏说王孝杰有“诬罔之状”，王孝杰被削职为民，张仁愿升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诬罔的意思是欺骗、诬陷、毁谤，在军中应该就是谎报军情、争功诿过。虽然几年前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立下大功，但这种情况未必不存在。

（《旧唐书》中说王孝杰和张仁愿不合才上奏，感觉不符合两人的人设，《新唐书》说是战事失利）；

（老家在华山脚下的张仁愿）

又过了几年，张仁愿的同僚、另一个御史在外监军，回来了大讲自己如何身先士卒、亲冒矢石，被武则天一顿表扬，连升了几级，成了张仁愿的顶头上司御史中丞。武则天让张仁愿整理先进事迹，但张仁愿与这人详细询问细节，结果都是这人编的，一较真儿就答不上来。张仁愿上奏说这人是个骗子，武则天把这人贬到地方当县令，让张仁愿接替了御史中丞职位，并挂名幽州都督，这才算是踏过了朝廷高级干部的门槛。

由于史料缺乏，张仁愿早年经历只有这些记载，应该是在唐高宗李治后期或者中宗、睿宗第一次当皇帝时出仕，武则天称帝后的十余年中，一边和武则天作对不亏大节，一边竟然也能逐渐升官，并没有受到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影响，应该说张仁愿此人官场悟性非常高，也非常擅长保护自己。

从出土的张仁愿墓志铭当中也能看出，都是讲诉他后期与突厥作战的事迹，前期应该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功绩。

（据说是按武则天相貌雕刻的）

【张仁愿由文转武的初期也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犟脾气还在】

后突厥兴起后，在与武则天的博弈过程屡占上风，还不时地入侵中原烧杀掳掠。武则天初期政治妥协无效，终于急眼了，调集多路大军55万云集河北。张仁愿是幽州都督，得以成为东路军统帅，在幽州击退了后突厥的入侵，张仁愿也在战斗中受伤。

这次战争实际上武周总体上是场大败仗，后突厥发挥了机动灵活的特点，避开武周军锋芒，带着抢来的战果回了蒙古高原，并在三年后从中路并州再次入侵。

张仁愿负责的幽州在东路，并非后突厥几次入侵的重点，在武则天命令下加强了幽州及周边地区的区域防御，没捞到什么仗打。

从军初期，张仁愿未并取得李靖等人的惊人战绩，但几年下来，一直在幽州负责防御，张仁愿对边防战略应该是有了深刻的思考和理解，这为他之后的一鸣惊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说，张仁愿也算是大器晚成。

（幽州名山-辽宁锦州医巫闾山）

武则天后期，张仁愿被调到并州任长史，这是突厥入侵中原的主要通道，初唐时李绩（徐茂功）就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六年。但张仁愿在这个地方只呆了几年，武则天被逼退位，唐中宗就把张仁愿调回了京城任左屯卫大将军。

回到京城的张仁愿不知是不是不愿意离开边境，还是一直如此，犟脾气再次发作，不过不是对其他同僚或者上司，而是在社会治安方面，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严打。

当时长安及周边地区粮价腾贵，盗贼遍地，张仁愿毫不留情，抓到一个杖毙一个，“积尸府门，远近震慴，无敢犯者”，当时人把他与初唐著名地方官贾敦颐相提并论，政绩卓著，很得民心。

【一鸣惊人的张仁愿和他的三受降城】

唐中宗时期，后突厥再次从朔方之地入寇，唐军边防将领迎战失利，仅战死者就高达六千人。唐中宗终于又想起了张仁愿，给他一个从三品的御史大夫官位，任朔方军总管。

张仁愿到达边境的时候，突厥人刚刚退兵，张仁愿就尾随其后，趁着夜幕掩映大破敌军，把后突厥入侵中原的血债稍稍收回了一些利息。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除非唐军战斗力能够强大到深入漠北直捣突厥人老巢，就像初唐时期李靖、李绩所做的一样，否则将一直处在被动局面。

于是，这个曾经的书生想到了一个办法，在黄河以北、大漠以南的漠南草原上修筑了三座受降城。名为受降城，就是接纳异族内部各势力投奔中原的中转站，也是唐军积聚力量突击敌人的前出基地。

具体位置经过了详细的踏勘，在并州这几年张仁愿并没有闲着或者呆在城市里，应该是走遍了漠南草原。

东受降城，在现山西大同附近，离长安一千八百六十二里；

中受降城，在现内蒙包头附近，离长安一千八百六十里；

西受降城，在现内蒙五原县附近，离长安一千八百八十里。

三座城市并排立在黄河北岸，之间相隔约400里，到达后来的回鹘人牙帐位置大概1800里，以北都是大漠，把唐王朝边境防线从黄河向北推进了数百里。草原异族要先渡过大漠才能到达唐军控制区域，比之前能在黄河北岸休整，再等待时机入侵中原难度大了很多。

（三受降城位置示意图）

张仁愿筑受降城，是趁着后突厥主力远赴西域与突骑施作战的有利时机而进行的，当时朝中也有反对意见，认为这样耗费国力还取得不到效果，但张仁愿努力说服了唐中宗，并亲自领导了筑城行动。

之前张仁愿得到唐中宗的允许，可以暂留已经服役期满的士兵筑城，有二百个咸阳的老兵逃跑，张仁愿毫不客气的抓住砍头，“军中股慄，役者尽力”，六十天修好了三座城池，之后，张仁愿又在北方修建了一千八百座烽火台，河套地区黄河以北防御体系建设完成。

中受降城原来有一座拂云（堆）祠，是突厥人的幸运地，每次突厥人入侵中原就在这里祭神祈祷，然后等黄河封冻后渡河南侵。自从受降城建设好了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大唐的军城，再不是草原异族能够轻易往来的地方了。

“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旧唐书》）

（山西朔州古烽火台）

张仁愿修建的三座城池，与常规的军城不同，并没有瓮城之类的防御设施，有人问张仁愿原因，答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nǜ］惭愧）之心也？”

这才是边境防御体系的真正用途，是为了预警、攻击，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不是缩在城市里等着敌军围攻。就如航母一样是攻击型武器，城中驻扎的军队就像舰载机，军队活动范围就是这座城市的打击范围。

张仁愿在朔方为官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军令森严，威信很高，去世后军中在受降城为他立祠堂，当神灵来供奉，每逢出征就前来拜祭。除了三座受降城和整个防御体系之外，张仁愿还培养和提拔了大批的官吏，其中不少人做到很高的位置，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又贡献了一份力量。

（不畏惧死亡，不代表不想回家）

唐中宗后期，张仁愿被召回长安，被任命为宰相，爵位也升为韩国公，但工作内容仍然以北方边防为主，春天回长安，秋天再去边境督军，很受唐中宗信任。

唐中宗暴毙和唐睿宗继位，已经致仕退休的张仁愿没有牵涉其中，这位睿智的老人在武则天时期就久经考验，这时更是远离这种政治漩涡。包括李隆基当皇太子和继位，都没有张仁愿参与其中的记录，也许这位掌军宰相保持中立是各方都喜闻乐见的事情。

张仁愿去世于开元二年，享年不详，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后突厥的灭亡，但其中有他的大功。

大唐盛世即将来临。

【传说中张仁愿和安禄山还有关系】

第一个故事是《新唐书》中记载，当初安禄山出生的时候天有异象，“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张仁愿在这个区域搜索，被安禄山的母亲藏起来没有找到；

第二个故事是宋人笔记小说《太平广记》中记载，说安禄山最早在张仁愿帐下当小兵，给张仁愿洗脚的时候发现脚底有“黑子”，应该是黑痣，张仁愿说这是贵相。安禄山说，我也有，比你的大。张仁愿看了很惊讶，把安禄山收为义子。

第一个故事从时间上看有可能，安禄山出生时张仁愿应该在幽州，但天有异相肯定是虚构的，是安禄山给自己谋反造声势而已；

第二个故事是百分之百虚构，安禄山能给人洗脚至少要十岁，那时张仁愿已经离开幽州在长安退休了。放到张守珪身上还有一点点可能，但张守珪从西域到幽州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年过三十，虽然很得张守珪欣赏，但让一个三十多岁的胡人大胖子洗脚感觉画面很不协调。

同样的情节传说在努尔哈赤和李成梁身上发生过，据说努尔哈赤脚底下不但有痣，而且还是北斗七星状，这当故事听听就好了。

【张仁愿的受降城，是后世军事著作中的典型案例，宋人有心无力，明人自毁长城】

三座受降城在整个唐王朝期间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了开元年间压制、消耗后突厥之外，安史乱后蒙古高原的主人是回鹘，虽然也并不友善，但对唐王朝的危害远比当年东突厥、后突厥小得多，受降城及整个防御体系的存在至关重要。

这种边境筑城驻军方案并不如何高深，复杂程度比汉武封狼居胥、初唐远征漠北消灭东突厥和薛延陀要简单的多，不需要霍去病、李靖这样的天才级名将就能做到。

但正因如此，才使这种可复制的战略防御方案得到后世兵家的一致好评，并把张仁愿这位文官出身的名将地位提高到战略家的高度，甚至有人说郭子仪虽然有平叛大功，但对外的战功都不如张仁愿，“便桥之事，乃和戎，非战功也”（《围炉诗话》）；

宋人编撰的《十七史百将传》收集了西周到五代十国的百位名将，其中唐朝将领二十位，张仁愿是其中之一，应该就是对他在军事战略方面强大能力的肯定。

对于受降城防御体系，宋人是羡慕嫉妒恨，受降城所在位置正处在宋辽交界，后来又被西夏占据，宋人知道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先天不足，军队又不争气，有心无力。苏辙说：“边陲守御之方，莫如张仁愿之筑城”。曾巩说：“仁愿之建三城，皆不为守备……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谓所应者合其变也”；

明朝人更是把这个案例研究个通透，“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若即险而守则敌与我共其险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大学衍义补》）。

但明白不代表能实施，明王朝对外战略保守，朱元璋时期设置的东胜卫被朱棣内迁，先退到了黄河岸边，之后更是直接退到了明长城，完全放弃了河套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也比宋、明在对外政策方面更为积极主动。

（黄河河套地区）

“纳阴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三受降城碑铭》），只有不修长城的唐王朝才能出现这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进攻型防御战略，后世之所以不可行，主要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中原政权的军队要能具备与敌军进行野战并取胜的能力。否则，这些边境城市只是靡费中原政权钱粮的无底洞，就如明末的关锦宁防线。汉唐之后，各王朝中后期，可能只有岳飞等少数人能做到这点；

第二，这种方案的城池是中原政权进攻的前出基地，而非防御堡垒。一旦存在保守的战略思想，这种方案就脱离了其本质。这也是后世很多兵家要地虽然在中原政权控制当中，但在对抗异族入侵过程中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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