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大清国咸丰皇帝作为大清入关后的第九位皇帝，他像他老爸道光皇帝一样在执政上有些窝囊，他的窝囊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他不知道如何应对，因而当敌人打到家门口的时候，他仓皇失措，选择了逃跑，因而也落了个“逃跑皇帝”的恶名。虽然如此，咸丰皇帝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工作勤奋，很多事情都是亲历亲为，特别是他大力反腐，成功铲除把持朝纲的佞臣穆彰阿、耆英等人，这些都成为后世之君的榜样。

说到这里，有读者会问，尽然，咸丰皇帝窝囊，他为什么会大力反腐呢？为什么要铲除他老爸道光皇帝重用的宠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呢，这是有多重原因的，一来咸丰帝希望通过积极努力，渴望有所作为，二来，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大清，严重的内忧外患，使他感到应该整治日渐颓靡的大清朝纲，认为这样大清也许会有起色。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当然，咸丰皇帝新君即位，他知道不整治朝纲也是不行的。这里就说说咸丰帝继位以来日益严峻的朝政吧。咸丰帝接过来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的朝政，像林则徐这样的忠贞之士大都被道光帝贬黜了，而耆英、穆彰阿这样的奸佞小人，却还在朝中作威作福，肆意横行。

咸丰帝即位后，他感到要改革弊政，就必须扫除朝中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贪官庸吏。他把目光瞄向穆彰阿、耆英这些人的时候，还有些犹豫。为什么会犹豫呢？

就说穆彰阿这个人吧，因为严格说起来，穆彰阿也曾经做过奕詝的老师。1836年，奕詝刚入学读书时，遵道光帝之命，穆彰阿成为上书房的老师，但是奕詝对他并不喜欢，于是道光帝又让杜受田为上书房的老师，可不知为何，道光帝临死前两个月，穆又复充上书房的总师傅。对于这位老师，奕詝很小就听说了很多传闻，说他如何的坏，奕詝早就想治他的罪。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虎门炮台

咸丰帝登基后，并没有立即对穆彰阿下手。为什么呢？他也知道，新君继位，稳定朝纲才是根本。况且，自穆彰阿到了军机处之后，曾多次被道光帝任命为会试考官，这为他结党营私提供了便利，他为此常常拉拢那些年轻的官员，成为自己的朋党，时人谓之“穆党”。咸丰帝要罢免穆彰阿，他下达的谕旨如果由内阁发出，而穆是内阁揆首，又是首席军机，因此不管怎么下手都要三思而后行。

吏治的腐败这种内忧还不是最主要的。道光帝时代深为头疼的白莲教、天地会到了咸丰帝时代，叛乱活动更加猖獗。咸丰帝继位的第二年，成立了拜上帝会的洪秀全竟然也给皇帝对着干，洪秀全发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所有这些不能不让咸丰帝如坐针毡。

严峻的内忧面前，道光帝时代的外患，并没有因为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就天下太平。相反的，咸丰帝继位后，外患的危机更加深重。咸丰帝继位的当年，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攫得的侵略权益，就蠢蠢欲动地想对中国发起新的武装进攻。1850 年 9 月 29 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曾经给英国女王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更多利益“我们不得不进行另一次打击的时候正在迅速到来。”[1]第二年 10 月，巴麦尊又给在中国的文咸发出密信，询问何时向中国动手最为有利。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认为这正是武装侵略中国的好时候，但是文咸接到信件认为，对华侵略的条件还不成熟。还不能贸然的对华发动战争。

英国驻华公使包令

外患方面，咸丰帝最为头痛的一样也是英夷在入城问题上喋喋不休。他继位才几个月就收到一个照会，我们知道，这个照会本来是给道光帝的。可是，道光帝没看到，却离开了人世。

咸丰帝是在1850年6月初收到陆建瀛的奏折和代为呈递的照会的。咸丰帝仍然采用他老爸道光帝的老办法，拒绝与英国人谈判。他给陆建瀛下了一个命令，要他劝说文咸南下，有什么事情与徐广缙交涉就可以了。

也许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大清国被动挨打，屈辱的签订条约的缘故。这使咸丰帝对夷人产生了一个坏印象。认为他们都是蛮横无理的人，作为一个注重礼仪的君子，怎么可以与他们交往呢？咸丰帝不愿与外国人交往，这些蛮夷却厚着脸皮非要同中国打交道。咸丰帝没办法，便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让善于制“夷”的徐广缙来办理。在给陆建瀛下达了命令之后，咸丰帝似乎还不放心，他又给徐广缙一道谕旨，要他坚持原则，“折其虚，破其要挟。”[2]

巴麦尊给朝廷的照会中，对徐广缙大加指责，说了徐广缙很多的不是，要求英国公使直接进京谈判，“商订其事”，实际上想要挟皇上，惩办徐广缙。咸丰帝刚刚当政，很希望振作，因而，把照会中所说的内容视为英方的“反间计”，是在陷害忠良徐广缙。而巴麦尊的照会指名道姓的要发给穆彰阿、耆英。给二人的照会中对他们主持签订条约，大加称赞，说是维护中英关系的善举。这样的照会，真是犯了咸丰帝的大忌，本就想寻找机会，治他们的罪，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可是，咸丰帝仍然没有动手。

咸丰帝像

咸丰帝虽然当时还没有动手惩办穆彰阿、耆英等人，但他拒绝与英国人谈判，很让驻华公使文咸老大不高兴。文咸不甘心，他又派自己的翻译官麦华陀前往天津投递文书，希望咸丰帝改变态度。可是咸丰帝有指示，广州夷务，交由徐广缙来处理，直隶总督便不敢自专。这样，一无所获的文咸不得不于7月间返回了香港。

文咸得离开，咸丰帝认为这又是一次外交上的大胜利，他对臣下说，英国人也不过如此。但是，他又为英国人的占领土地，不能亲自赶走英夷而愤恨不已。

咸丰帝拒绝文咸后，京城里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名天主教徒在京城被负责北京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抓获，这个天主教徒叫丁光明，他手里拿着禀帖到耆英家门前投递，禀帖说传教士罗类思希望来府上拜会。丁光明被抓获后，很快被移交到刑部，而负责刑部的正是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他要求耆英对此事作出解释。《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帝多次颁布谕旨，外国传教士只能在上海、福州、广州、厦门、宁波传教，此番天主教堂却跑到了京城，声称要来府上拜会。这一下给耆英惹来了大麻烦，很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事后，尽然耆英为自己开脱，把自己洗了个干干净净，但咸丰帝对他已是更加厌恶。

1850年12月1日，咸丰帝终于对穆彰阿、耆英动手了。这天，他起得很早，他破例地未向自己的养母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请安，而是早早地来到朝堂之上，他首先颁下一道朱谕《罪穆彰阿、耆英诏》。诏书中慷慨激昂地历数了穆彰阿、耆英的罪行。

诏书说，穆彰阿身为朝廷重臣，一品大学士，深受皇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咸丰帝还说他排除异己，实在可恨。痛骂之后，再说罪责，是“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所谓的“伪言”，就是道光帝晚年和咸丰帝即位后都想起用林则徐，而穆彰阿却屡屡进言说“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其心阴险，实不可问”。[3]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的场面

那么耆英又是什么罪名呢？咸丰帝说他帮助穆彰阿助纣为虐，狼狈为奸。特别是耆英在广州时压制百姓，仰英人鼻息，罔顾国家利益，“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炯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4]

依据这些罪名，穆彰阿被革职，朝廷用不叙永。耆英则从一品大员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回家候补，也等于是一撸到底了。咸丰帝的谕旨下达后，京城内外，大小臣工，感到这是一种新气象的开端，认为这是皇上要振作的标志，无不齐声赞扬。似乎咸丰帝一扫天下晦气和阴霾，重振清王朝已是指日可待了。咸丰皇帝大力反腐，治理朝政亲历亲为，应该说他给后世之君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咸丰帝渴望振作，是否真如朝臣们所期待的，通过他的努力将为大清开创一种新的气象呢？后来的历史证明，答案是否定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中国，内忧还不是最主要的，严重的外患，列强“合以谋我”的局面，咸丰皇帝虽然看到了，但是他却没有应对西方近代化侵略的策略和手段，一味的想通过传统的思维去“防御”西方，最终还是被西方冲破藩篱，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逃往热河的这个“逃跑皇帝”还是在无奈和忧愤中病逝了，留给大清的是更加的混乱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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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年》，第150页。英国牛津1937年英文版。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1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45页，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13年6月版。

[4]《清实录》第40册，第18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