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世界1/4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

2、世界1/4人口生活的改善，有助于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

3、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种选择；

4、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还是反面，都将影响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邓肯的手指头掰完，编辑部选择了邓小平。高级编辑们将投票结果送到格伦沃德手上时说：“中国人民支持他，高低潮也许会出现，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

　　格伦沃德在1985年10月率团访问北京，跟邓小平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长谈，对这个矮个子四川人印象深刻，这个小个子桥牌玩家，经常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偶尔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呕痰的声响，然后会将喉咙里的异物吐进痰盂，那个时候，静谧的能听到痰盂里发出的啵的一声水响。格伦沃德问邓肯：“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邓肯的回答简单明了：“中国农村新房屋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格伦沃德一拍桌子：“好，就用邓小平吧。”1986年的《时代》周刊以杂志一半的篇幅写道：一位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向来不太注重名称，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朴实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明显成绩，农村改革已经获得成功，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开始。

　　格伦沃德抵达北京之前，1985年9月2日，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轮上，30多位乘客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是经济学家的身份登上游轮，年龄最大的是中方代表、81岁的国务院体改办顾问薛暮桥。轮船上还有多位外国嘉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拉克·凯斯克劳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世界银行驻华首任主任林重庚等。巴山轮上6天，“中西合璧”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中国经济改革需要宏观调控，一揽子的改革目标是朝市场经济迈进。当时，巴山轮上风华正茂的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人最终成为中国财经界的柱石。

　　约翰·凡尔霖看了《时代》杂志的报道将信将疑，决定带领20多位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证券商人到中国走一遭。凡尔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1986年11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给200多位穿着毛式制服的金融官员讲股票基础知识。邓小平听闻华尔街的中枢人物到了北京，决定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一下这位大人物。1974年，邓小平文革中第一次复出，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期间，一个星期天到华尔街远观了一圈儿。当时，中国文革如火如荼，邓小平洞察到，华尔街不仅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更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美国以强大经济实力傲视全球背后，不足500米的华尔街可能是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凡尔霖。凡尔霖一见面就递给邓小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一类所徽，邓小平再也不用站在华尔街的街头远望，可以自由出入交易所。这下可忙会了中国人，会送个啥呢？人民银行的官员四处寻找，想送给美国人一张股票。

　　选来选去，只有飞乐音响的股票最标准。凡尔霖从邓小平手上接过股票时，邓小平祝贺凡尔霖成为持有中国股票的第一位外国人。凡尔霖眉开眼笑，反复把玩，看着看着，蓝眼睛上房的额头皱成一团，犹如一只蜘蛛趴在额头上，股票持有人的名字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周知石的名字。凡尔霖决定亲自到上海更名过户。

　　过户只是凡尔霖的一个借口，他真实的目的是想看看中国股票交易所。上海市政府经过商议，决定让凡尔霖到工商银行信托公司静安营业部去过户。在北京享受了警车开道的凡尔霖，要上海公安局派警车。上海公安局拒绝了凡尔霖，说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免费用警车开道。为了50元人民币的一张股票，凡尔霖自掏腰包花2000美金雇警车带着夫人和助手，一行人浩浩荡荡到了只有10来个平方的营业部。营业部经理胡瑞荃很不好意，说：“对不起，我们这儿太小。”凡尔霖呵呵一乐：“很好，我们美国人最早买卖股票在梧桐树下，连10平米房子都没有。”那张写着凡尔霖名字的飞乐音响股票，到了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已经变成了3183股，价值超过10万，回报率高达2152倍。

　　凡尔霖坐在开往营业部的警察上时，上海的街头有一辆“Z”私人自备车辆照代码0001号的汽车在马路上奔驰。那一年，中国允许私人拥有汽车，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也开始走市场化的道路，允许出租车可以私人运营，只是同样的道路，同样阵营的兄弟，最终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了。黄光裕心中的大城市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以及长春、重庆等地开始组建轿车生产厂。

　　北京星级酒店门口经常有私人出租车接送外国人，那时出租司机是空姐们最理想的结婚对象。而身穿西装，腰间别着BP机，白天在中关村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晚上在阴冷地下室听诗歌朗诵会的王志东，空姐们是不屑一顾的，她们万万没想到，这个还在北大无线电系读书的兼职大学生后来创办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

　　（七）

　　王波明坐在办公室，杯子中的开水还在冒着热气，就听到楼里喊声震天。

　　那一天是1987年10月19日，王波明从哥伦比亚大学到约翰·凡尔霖的纽交所上班没几天。王波明冲进交易大厅，只见交易员们脸上堆满了惊恐，80%的股票要求卖出，交易所无法正常开盘，凡尔霖找人计算最热门的股票IBM，这家上市公司拥有300万股东，平时价格波动在0.125美金左右，波动0.5美金就让交易员感到不可思议，凡尔霖正在测算时，IBM的股价已经下跌了10美金，凡尔霖要求华尔街最大的10几家投行董事长10点整开会，讨论开市问题。

　　柳传志的一个决定正在改变IBM的命运。

　　华尔街疯狂抛售IBM的时候，柳传志的1000多个经销商已经可以销售1000多台IBM电脑，以及6000多套联想汉卡了，200万大企业梦想早已实现，现在的柳传志已经是营收7000多万的大老板了。1987年的IBM爬到了巅峰时刻，股价超过170美金，世界上所有电脑都打出了跟IBM兼容的口号，IBM却想独吞垄断市场，强势推出了PS系列电脑。已经是IBM中国区最大代理商的柳传志意识到IBM正在犯下一个致命错误，联想的汉卡根本无法同IBM电脑兼容，柳传志决定终止跟IBM合作，转身代理一款兼容机。IBM的错误，在遭遇华尔街资本抛弃的同时，正在成就微软和英特尔的大业，也在推动柳传志新的梦想。

　　柳传志的决定令如日中天的IBM中国区市场陷入动荡，华尔街的动荡更令IBM始料未及，10多位投行董事长一致决定开市，负责数据处理的王波明除了每小时记录一次下跌指数外，只能眼睁睁看着交易员的惊恐无措。10点45分，恐慌开始慢慢驱散。这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大大大卫·卢德将电话打到凡尔霖办公室，希望可以短暂停市缓解市场的恐慌情绪。凡尔霖是个坚定的自由经济信奉者，冷冷地对卢德说：“如果里根总统提出停市的要求，我可以考虑。”鲁莽的卢德在11点发表讲话：“不排除短暂停市。”

　　卢德的讲话犹如一枚炸弹，新一轮的狂卖风潮，失去中国最大代理商的IBM成为交易员们疯狂抛售的对象。王波明在给报纸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喊声像12级飓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我们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纽交所隔壁的教堂正用高音喇叭送来布道的声音：“上帝早已预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们这些吸血鬼，专门坑害老百姓，上帝警告你们。”日本大藏省一批官员正在交易所参观，有人因为几笔交易不断争吵，甚至挥舞着拳头动粗，日本人围了过去，陪同的美国人很机灵，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收盘仪式。”

　　高西庆坐在办公室，他对纽交所的恐慌充耳不闻，将一纸辞职报告递到MudgeRose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面前。MudgeRose有126年的历史，美国流行地方政府债时，MudgeRose占有20%的市场份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是这里的合伙人。高西庆当年正是拿着尼克松全额奖学金才读完杜克大学的。现在美国政府限制地方政府自主发债，MudgeRose的业务一落千丈，高西庆听闻一帮年轻人在莫干山、巴山轮上指点江山，尤其是听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赠送凡尔霖股票，跟《时代》周刊记者邓肯一样，相信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高西庆按捺不住内心的澎湃，想回国一展所学。

　　MudgeRose合伙人望着眼前这位年轻的中国人，两年前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在香港律政界叱咤风云，高西庆到高特兄弟香港分所呆了两年，重回MudgeRose不到一年，MudgeRose的合伙人挽留，高西庆推说公派对外经贸大学领导不同意。合伙人说那我们给你领导写信解释一下。高西庆呵呵一乐：“中国人任你是说啊？”合伙人被高西庆的话给刺激了，脖子一梗，说：“尼克松写信管用吗？”当时对外经贸大学隶属于对外经贸部，尼克松还真给当时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写了长达3页的信。几个月后，高西庆收到领导批准，延期一年回国。一年之后，王波明邀约高西庆回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尼克松留下了高西庆，白宫的里根却管不了凡尔霖。美股经过星期一的暴跌后，白宫接通了纽交所的电话，希望随时掌握交易所的情况，财政部长贝克从国外飞回华盛顿，打电话问凡尔霖：“我们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能帮什么忙？”凡尔霖毫不客气地说：“请你们把赤字降下来，把银行的利率调下来，如果不可能，那就没有什么忙需要你们帮。”凡尔霖拒绝了权力对市场的干预，顶住各种压力，终于否极泰来。里根从白宫给纽交所发来慰问电，感谢包括王波明在内的所有交易所工作人员。王波明第一次见证了自由经济的魅力，任何人为干预经济的措施，哪怕产生好的效果，也不会得到赞扬。

　　权力可以拥有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坐在克林姆宫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经得不到他的臣民和同僚的赞扬，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他在写一本《改革与新思维》的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因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加之内部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开始走向了衰落。戈尔巴乔夫相对苏联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可是苏联的改革前途未卜，戈尔巴乔夫在书中警告：“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

　　苏联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当家，戈尔巴乔夫的警告令中国的年轻人担忧。20世纪50至70年代，在苏联计划经济早期成功经验的示范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建立起国营经济。新中国第一位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33岁的研究院曹远征很忧虑：“高度行政化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它窒息了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同时，这种僵硬的体制极易忽略发展中国家法制的先天不足、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低下、人才和技术的匮乏、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等问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病态。”

　　邓小平的觉醒远远早于戈尔巴乔夫。早在1978年12月13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邓小平对一大批参加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高级干部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戈尔巴乔夫在埋头写书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发出警示：西欧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苏联经济和政治模式存在问题，欧洲选民拒绝接受。同期，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全球GDP排名，中国排在128个国家和地区倒数20几位。1987年9月12日，国务院大大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说：“再不改革，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李经纬是个不信邪的人，先把美国人挤出赛场。1985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鸣惊人的健力宝，李经纬正在谋划一场更大的行动。全国第六届运动会饮品赞助争夺正酣，可口可乐愿意出资100万，李经纬直接将加码提高到250万。运动会期间，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墙壁、痰盂、垃圾桶上，只要能张贴的地方，都是健力宝的广告，闭幕式上8万名观众每人赠送一瓶健力宝。整个运动场成了橙色的海洋。

　　那一年，浙江人宗庆后在杭州创办娃哈哈儿童食品厂，为了让娃哈哈打开市场，除了在报纸上打广告，整天躲在各地的小旅馆里，翻开当地的黄页电话薄，给当地的商场、百货公司、区经销公司一家一家地打电话。

　　拥有科技发明奖的任正非没有逃过裁军的命运，他所在的工程部部队，在邓小平伸出那一根手指头后，成建制取消了。任正非跟着夫人到深圳，进入一家电子公司当了副经理，没想到在一次生意中被人骗了，丢了饭碗，两口子的情感走到了尽头。1987年已经43岁的任正非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时常心脏不太好，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任正非在1987年的秋天跟5个朋友创立了华为公司，只有2.1万注册资本的华为主要代理交换机。那个时候，索尼的谈判代表正坐在王石对面，抽完烟斗开始旁若无人地清洁烟斗，为了代理索尼设备，王石强忍着怒火，耐心地跟傲慢的日本人谈判，最终获得了日本人的生意。

　　王石咬着牙拿到索尼订单时，他错失了深圳发生的一件大事。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拍卖了85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长达50年，竞标企业多达44家，从200万低价一路加价角逐，17分钟后以525万成交。作为新中国第一桩土地拍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坐在台下观看了拍卖会，第二天的报纸写道：“这场拍卖，破天荒地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对传统的国有土地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28天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

　　深圳的土地管理新规犹如一剂兴奋剂，各地纷纷仿效。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两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王石意识到中国房地产业将迎来一个发展黄金期。只是那个时候，王石还没想搞房地产，还在想着通过产权摆脱权力的桎梏。

　　1987年11月的《人民日报》文章写道：“改革是一项特别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设计得天衣无缝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还没有跳出如来佛手心的王石，读到人民日报的文章怅然泪下。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财经作家、《德林爆语》主持人。三分钟财经脱口秀，每天一个资本真相，微信公众号:delin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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