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当年放贷人条例出炉，36%年息还会判定为高利贷红线吗？

　　如果不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局再成话题，恐怕没有谁还会想起《放贷人条例》。2008年-2010年间，受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小微企业哀鸿处处，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导致的风险事件屡有发生。2008年二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呼吁，应加快立法进程，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此后官方人士曾披露，《放贷人条例》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

　　如果当初《放贷人条例》顺利颁布，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局是否会有一些改观，风险事件是否又会少一些？历史无法假设。可以肯定的是，与那时相比，现今民间借贷的活跃程度未曾稍减，规模恐怕要以倍数计。中国已经告别货币宽松，中小微企业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的支持本就有限，面对如此情势出路何在？经验表明，除了民间借贷它们几无其他选择。

　　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民间借贷可以补正规金融之不足和缺口，救中小微企业一时急需和周转，这是其得以生存和发育的土壤。但其法律地位始终不明确，加之交易隐蔽、缺乏监管，潜在风险不易监控和防范，也很容易导致一些极端和恶性事件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对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予以明确界定，赋予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但其出发点在于指导各级法院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相关案件，因而对“放贷人”本身的法律定位、经营资质、行为监管和规制并无过多涉及。

　　更何况，对于民间借贷，上述司法解释确定了年息不高于24%的保护利率，宣布约定年息高于36%即为非法，其意在保护合法借贷行为，但就小额和短期借贷而论，这两条红线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央行2008年就做过调查，一些年化利率很高的民间借贷，主要用于调剂企业短期头寸不足，或是银行还旧借新的“过桥资金”等，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央行的结论是“尽管利率较高，但利息支出仍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相信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能以相对高的利率融通资金熬过难关，一定好过资金链断裂关停倒闭。如果这些借贷行为一律被打入 “高利贷”另册，受伤害的还是中小微企业。

　　民间借贷涉及利益主体广泛，加之对金融风险的警惕，各方顾虑颇多。无论是放贷人资质的确定、行为管控和监管架构，抑或与现有法律体系的衔接，都需要多方面协调以取得共识，在为民间借贷正名和有效管控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也殊为不易。决策者采取审慎的态度可以理解。不过在《放贷人条例》搁置的这些年，一方面民间借贷始终无法摆脱面目模糊、监管缺位的尴尬，风险和恶性事件时有暴露；另一方面，伴随近几年的创业创新浪潮，中小微企业数量在增长，现有金融格局却又很难实现大的突破，客观上也给民间借贷野蛮生长以更大的空间。加之金融去杠杆仍在半途，一些企业资金吃紧或为常态，民间借贷可能持续活跃，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

　　权衡利弊，我们以为，重启《放贷人条例》立法进程，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和法治化，并在充分论证基础上适度放宽利率管制，应是理性的选择。在这方面，温州的经验应可借鉴。2010年，温州曾因民间借贷资金链危机引发局部金融风波，对地方金融生态造成很大的伤害。此后温州破题金融改革，2012年成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编制全国首个民间借贷信用数据库。2014年《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将包括地方合会在内的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管理。这被认为是首个为民间金融正名的地方性法规。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备案量累计达到455.54亿元。过去四年间，温州市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持续下降，金融生态持续改善。民间借贷逐步阳光化和规范化对此助益颇多，应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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