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权代法，不以言代法，指的是不以皇帝的好恶而随意增减或曲解法律，这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来说，非常难得。

唐武德初年，高祖李渊有一次主持朝议，就如何惩治犯罪诸问题，征询群臣的意见。李渊说：“杨逆倒行，天下纷乱，以至纲常废弛，贼寇四起，庶民深受其苦。朕起吊民伐罪之师，为的就是解民之倒悬。若不尽快重振律法，恢复秩序，何以上对苍天、下慰百姓！”

皇上一番抛砖引玉，换来了群臣一阵阵“陛下圣明”的赞歌，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当效法尧舜、治在无为，有的说应废除隋律、重起新法，有的建议派能吏干臣巡视地方、加强威慑，不一而足。

高祖总结说：“众卿的意见都很好。朕闻乱世当用重典，如今各地犯罪率居高不下，对于那些犯了法而又不够死刑者，可以特例特办，一概杀头，以儆效尤。”此话一出，群臣面面相觑，但没人敢出声。

这时，一位略显文弱的年轻官员出班大呼：“陛下不可，陛下不可。”李渊定睛一看，原来是新任监察御史李素立，乃问：“怎么个不可？”李素立跪曰：“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法若是动摇，则臣民们会手足无措、失去依归的。请陛下三思！再说，您刚刚创下恢弘的基业，有的地方还在打仗，怎么能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置国家法律于虚设呢？（奈何辇毂之下，便弃刑书？）臣忝法司，不敢奉旨。”

从官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己“潜规则”来说，李素立是愚拗者，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愚拗”，却救活了为数众多的人的性命，又非常值得我们为他喝彩。

李素立的话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像是劝谏，更像是猛烈的批评，还含有抗旨不尊的意思。一个小小的正八品执法官，其胆识比起魏征，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李渊亦并未因李素立的“毫不客气”而大发雷霆，不但虚心接受了批评，还格外重用了他。什么叫胸怀？这就是。

史家曾以非常有趣的笔法记述了一件事：

说李素立丁忧，按例得回家守孝，此乃人之常情。奇怪的是，高祖不干，特下诏强制其“夺情”，升为七品清要官。人事部门遵照旨意，给李素立安排了雍州司户参军一职。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历史证明，大唐之所以能代隋得天下，乘势而起是一方面，尊重人才、还法律以尊严、善于吸纳不同意见、容忍善待不同的声音，或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李世民上台后，亦一直重用李素立，累转扬州大都督府司马。

贞观二十一年，突厥铁勒部相率内附，朝廷于其地置燕然都护府，特命李素立担任燕然都护，统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地位之显赫，俨然一方诸侯了。但李素立不为官职之大小所左右，时刻以国家成法为准绳，以公平赏罚为国之大柄，招降纳叛，消弭边患，建廨舍，开屯田，提高了生产生活水平，其功至伟。

“夷人感其惠”，经常赶着一群群马牛送给李素立，而他“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李素立在对待公私财物方面一贯账目清楚，敢于公开，不怕质疑。如迁蒲州刺史前，“及将之任，所余粮储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赍己之书籍而去”。

可见，他不但是一位“勿因喜而增赏，勿以怒而加刑”的法官楷模，更是一位廉洁爱民的良吏。他为官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或光宗耀祖，而是执法为民、主持公道、报效社稷，体现出正义的强大力量。

不以权代法，不以言代法，指的是不以皇帝的好恶而随意增减或曲解法律，这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来说，非常难得。尤为可贵的是，李素立还是一位不以情代法的先驱者，从未因同情心泛滥而宽容罪行，为犯罪辩护。

李素立因病去世，高宗李治听到噩耗，曾痛哭失声，特下诏为其废朝一日，全国悼念之，谥曰平。这个“平”字，赞得恰如其分、名副其实。官员不正是一杆秤吗？一头挑着社稷安危，一头挑着百姓福祉，二者做到平衡，则国之大幸，民之大幸，美好的中国梦之实现，有何难哉！

李素立，“赵州高邑人，北齐梁州刺史义深曾孙也。祖駼，散骑常侍。父政藻，隋水部郎中，大业末充使淮南，为盗所杀”。两本唐书对其的出身介绍基本相同，何其的简略！但李素立坚持的以人为本之法治理念以及为政赏罚的公平性，却在中国数千年的法制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