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实际上，丝绸之路有两条：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至唐代，陆上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从唐代中叶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而海上丝绸之路则逐渐成为东西方交往的主要通道。过去，在论及中外交流时，人们往往较多地描绘陆上丝绸之路，而很少谈到海上丝绸之路。其实，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汉武帝时，中国国力强盛、经济富庶，朝廷曾两次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横跨亚洲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把我国的丝绸带至西方，远达地中海东部一带，扩大了汉王朝的声威及影响。由于陆路交通容易受匈奴等部族的阻碍，于是汉武帝又开拓了南海对外交通与贸易活动，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路最初抵达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和斯里兰卡，是汉代中国商人与地中海地区罗马商人进行贸易交往的中转基地。

成书比《后汉书》还早一个多世纪的《魏略·西戎传》，记述了汉时期大秦（罗马帝国）直通中国的两条主要海道：一条是直接通往我国古代的南方大港（在今越南北部及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一条是以今缅甸南部为海行终点，然后经伊洛瓦底江等河谷北上，进入我国西南部，通过云南的永昌郡与内地沟通。《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是中国同罗马帝国直接交往的最早记录，而且是突破了以往通过斯里兰卡中转，第一次疏通了东西方海上运输大动脉，罗马帝国派遣的使者可以直航来到中国。至此，连接欧亚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建立起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继续拓展。三国时期，吴国孙权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他们南海之行，历时近二十年，“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几乎遍及整个东南亚，甚至到达了今天的菲律宾群岛。南朝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海上交往更加频繁更加活跃，海上丝路开始越过南亚印度半岛，将航路延伸到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直接沟通了东、西亚之间的海上往来。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年过60岁的高僧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等人，从长安出发，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天竺寻求戒律，历时10多年，历经艰险，他们是首次到达今印度河流域的中国人。法显等人遍游印度北、西、中、东部，其足迹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后，法显从海上通道回国，是第一批循海路而归的海上丝绸之路探险者。

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下降，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上升。在唐中叶之前，尽管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畅通无阻，但东西方交通基本上还是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不过，陆上丝绸之路有很大的局限性，除了沿途自然条件十分险恶——需要经过茫茫戈壁沙漠、翻越崇山峻岭，更为严重的是受西域各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而经常受阻中断。早在西汉初，陆上丝绸之路就曾“三绝三通”；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已梗塞不通了。尤其是唐后期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扩展到了陇右、河西地带，迫使这条陆上丝绸之路完全中断。然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没有陆上丝绸之路的种种局限，而且还有很多便利之处。古时陆上运输工具主要是马匹、骆驼等，因而运载能力有限，运输量小，且费用高、消耗大、耗时长。而海上运输工具是船舶，运载量大，且费用低、损耗小、用时短。而且，自唐中叶以后，我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当时盛产丝织品的地区，除了北方的河北、河南以外，主要在南方的江南、淮南、剑南、山南等地。此外，我国产茶地区遍布江南各地，江南发达的经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者，自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后，我国水上运输日益发达，东南地区的造船技术最为精湛，造船业也十分兴旺，这就为海上丝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隋唐时期，国家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鼓励政策，也促使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兴盛。

唐代，开设有市舶司，开始对进出口物品征收关税。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繁盛，这部分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总之，唐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主要通道。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发达，促使沿海港口城市兴起和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要求港口的设置更有利于航程的缩短，更有利于航线的安全，更有利于物质的集散和货物的装卸等。随着东西方航路的发展，我国的港口逐渐从南北两端向中部延伸，并由北向南推移。到唐代后期，已初步形成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四大名港，同时还有交州、福州、登州等辅助港口。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南海航路空前繁盛。北宋时期，已出现了航海专用地图。这种地图反映了一定水域的地形地貌、水文要素、定位条件等与航海有关的资料和说明。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继续向西、向南延伸，致使我国与非洲各国有了新的交往。在今天的北非地区，埃及是与我国交往最早、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当时两国之间互派使节、互通货物、互相享受对等的贸易优惠国待遇。在当时留居中国的大量阿拉伯商人中，有很多就是埃及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南方海港城市，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中国的瓷器，虽然自唐代已开始输入非洲，但大批量运往非洲则是在宋元以后。中国瓷器大批传入非洲，对当地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在东非发现的中国古代瓷器多得惊人，甚至有人把东非称为“中国古瓷的储仓”。一位阿拉伯史学家曾说：“中世纪的东非史，可以说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海上瓷器之路”。此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大大加强了我国与东亚的日本、高丽等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宋元时期，我国沿海从北到南开放的港口有很多：山东半岛有登州、密州；长江口岸有镇江府、江阴军、平江府的太仓县、秀州的华亭县、表龙镇、上海港；浙江沿岸有杭州、明州、温州；还有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等。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其“盛”是指郑和七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使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顶峰。我国海外贸易历来有官方贸易与民间贸易两个渠道，宋元以来大有民间贸易重于官方贸易的趋势。但到了明代，国家只重视有限的官方“朝贡贸易”，而忽略了民间贸易的发展。迫于当时沿海地区的不利形势，明朝对民间贸易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民间贸易不得不采取走私的形式。在这种情形下，明代海外贸易由盛而衰，我国港口也随之慢慢衰落。

清代初期，随着开禁，海外贸易又有了新的发展。康熙年间，中日贸易盛极一时。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海关自主权、外贸自主权、港口引水权相继丧失，致使我国港口沦为半殖民化。至此，海上丝绸之路完全中断。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结我国与欧亚非各国的纽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人民增强了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且互通有无。它与陆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着中外交流的悠久历史，从一定视角折射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勇于开拓的精神；海上丝绸之路也启示我们，只有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走向世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