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好地方年鉴是发展方志事业的重要一环。5月18日，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中国精品年鉴”评出，《山西年鉴（2016）》成为唯一入选的省级年鉴，另外两部是《温州年鉴（2016）》和《北京海淀年鉴（2016）》。荣誉来之不易，既为山西争了光，也为我省到2020年全面完成省、市、县三级规划志书和综合年鉴的编纂出版，实现地方志事业“两全”目标鼓了劲。　　年鉴收集资料，方志记录历史，各有特色和所长。今年省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做好修志编纂工作，发挥资政育人作用。”志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山西是第一次，充分说明省委、省政府对方志工作的进一步重视，同时也是为我省方志事业更好发展下力气、加把劲。　　年鉴的优势是，既可存史，又可及时服务社会。1933年《申报年鉴》序言就说：“一日千里，非有年鉴，无以资逐年之比较；亦非有年鉴，无以供平常日用之参考。故年鉴为各界人士所必需，已甚明显。”但事实证明，年鉴终究不能取代地方志，而应“两花”齐放，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比较而言，地方志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等功能，尚可阅读，也更成熟。　　所以，年鉴和方志缺一不可。我们在重视年鉴的同时一定要认识到，修志同样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是“有文化”和“有远见”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修志”等同“得志”。近年来，山西方志工作虽有所发展，但与一些先进省市相比，差距依然较大，如第二轮修志任务，83部省志中21部、119部县志中18部进展缓慢，更有甚者几年下来仍按兵未动，131部综合年鉴已出版的也仅有54部。因此，加把劲是必需的。　　历史上，山西方志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有据可查的是，山西志书总量之多，明初二十年间仅次于直隶，光绪时期雄居全国各省首位，民国初年颁布《山西各县志书凡例》则为全国首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西还是新方志编修的策源地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首届地方史志学术会议开在太原，成为新方志编修的动员与誓师大会。　　而今迈步从头越，实现“两全”目标，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刚性任务，也是重塑山西方志事业辉煌的良好契机。当前最重要的是，切实落实好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我省通过的《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这两个法规，是依法治志的重要依据，也是晋城、运城两市率先完成“两全”任务的经验所在。特别是，山西方志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这就更需要从落实上下功夫、加把劲。

徐补生

(原标题：为方志事业加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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