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外省流布全国响足音明灯暗室启蒙）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陈岳安（右）与友人华阳书报流通处定报单

刘子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1917—2017新文化运动百年

“新青年”或沿着新式教育的学制设计拾级而上，或向着新式教育的核心区域围拢，最终汇入都市，并相互激励而成为“新文化”的践履者

虽然以1917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是学术上一个狭义的界定，但是，1917年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刻，至1919年5月4日达至最高峰，却毋庸置疑。所以，值此“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之际，本报邀集数位青年学者，开辟“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专题，以百年和5月4日为时间基点，推出系列报道，以年轻一代的研究成果与激扬文字，向先贤致敬，向时代献礼，以此纪念这一场长久影响中国的文化运动。

「湖南」「毛泽东」「湖北」「叶挺」

陈独秀的文化事业在“外省”读者那里激起回响

1917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通信”栏，用将近4页的篇幅揭载了一封跟记者（就是主编）“欲有所商榷焉”的长信。它的核心主旨，一言以蔽之，就是认定“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无觉悟之心，虽道德其行其言，皆伪君子、乡愿之流亚也”；相反，“能觉悟则一切斩绝，其言其行，不期自合于道域，不期自不隳于恶”。作者援引了陈白沙、王阳明以及孔、孟的大量言说来支撑他的论断，一路看下来，读者或许会猜测这是一个“学究”或“腐儒”之类的人物。

但信末的署名出人意料：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叶挺——一个首次登上杂志的新面孔。没错，不是重名，就是后来的名将叶挺。

这是陈独秀的文化事业在“外省”读者那里激起的回响。《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自创刊时就设置了“通信”栏。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社告”曰：

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智。

陈独秀嘤其鸣矣的迫切之感，溢于言表。相应的，可以说，这样的通信延伸到哪里，“新文化”就流布到哪里。叶挺投书《新青年》时的开场白很有礼貌，也略显夸张——“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但其象征性一目了然：“灯”，也就是“光”，它照亮了黑暗的铁屋，从而成为“启蒙运动”的燎原之火。

翻阅1917年的《新青年》，如叶挺一般感知到了“新文化”春江水暖的“新”青年，还可以举出恽代英和毛泽东。恽代英时为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文科学生，在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和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分别发表了《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毛泽东时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在第3卷第2号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盖繁体“毛泽东”三字的笔画数恰为二十八也。

一般而言，一个人总是先成为刊物的读者，再成为其作者。毛泽东与《新青年》产生联系，经过了中介人物的引导，此人就是杨昌济。他把这份杂志介绍给了自己湖南一师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推荐发表了前者的文章。在此之前，杨氏先后留学日、英，游学德国，并成为《新青年》的作者，其视野的开阔，对思想界异动的感知，以及教师身份，都使他成为理想的“接应二传”角色。换言之，杨昌济到毛泽东、蔡和森的这种传道模式，在“新文化”传播过程中或许不乏典型性。

「四川」「巴金」「陈毅」「沙汀」

由乡下，而省城，《新青年》提供精神滋养

叶挺和恽代英又是通过何种渠道接触到《新青年》的呢？依托它的印行者群益书社，《新青年》在遍及大江南北、直至新加坡的近50个城市里设置了庞大的发行网络，这自然为刊物的扩散提供了制度前提。恽代英订阅杂志的浓厚爱好，想来离不开这样已十分发达的出版市场。叶挺说不定也是在武昌的《新青年》代派处昌明公司买到了刊物，并在阅读之后产生了与陈独秀联系的愿望。也就是这种愿望，支撑了“通信”栏的繁荣。

可以想象，不是所有的通信都会获得编者的答复。1919年，一本叫做《告少年》的小册子进入了一个15岁的四川少年的视野。他读后备受感动，因为听说这本书是《新青年》社翻印的，于是在某个晚上“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信”，希望对方给自己“指一条路”。时隔多年，他这样回忆道：“信发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自己，来消耗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这个少年，当时还叫李尧棠，后来以笔名“巴金”著称于世。

如若陈独秀给巴金复信，后者将走上何种人生道路？历史无法假设，这样的疑问，后人自然也就无法得到答案。但《新青年》在巴金思想成长历程中刻下的印痕，直接进入了他的作品《家》。小说中高家大哥觉新就职的西蜀实业公司所在商场后门左角上，有一个“华洋书报流通处”。觉新从那里买到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新文化刊物，这些刊物上“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高家三兄弟，给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

这一细节并非凭空虚构。事实上，当时的成都，确有一家“华阳书报流通处”，经营者名陈岳安。据时人观察，“他底华阳书报流通处，虽然只在商业场占上海一楼一底那样大的地位，但是商务中华以外各种出版物全靠他贩运，虽然他每年的营业有时还够不到糊口，然而四川的所谓新文化几乎全恃他底努力”。《家》的故事，其来有自。

影响所及，比巴金接触《告少年》稍早，刚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退学、等待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陈明允，就成为了这里的常客——陈明允这个名字知之者不多，他就是开国元帅陈毅。而比巴金稍晚，还有倾向革命、喜欢进步文艺的青年杨子青跟朋友们在华阳书报流通处“分买共读”（即分头购买，交换阅读），汲取来自远方的新知识。杨子青，日后成长为作家沙汀。

“新文化”在叶挺、毛泽东、巴金、陈毅、沙汀们的成长过程中承担了何种功能？或许研究者对“典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文人”的这段漫画化描述能说明一些问题，值得部分征引：

他（她）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东南某省（譬如浙江、湖南），幼年受过私塾教育，一知半解地念过四书五经。少年时候，新式学堂在省城成立了，于是他（她）奋而离乡背井，甚至不顾父母之命所订下的旧式未婚妻（夫），到省城去受新式教育。在这些新式中学里，他（她）开始念英文，学几何、算数、矿冶。但课余却看严复译的《天演论》，林纾译的《茶花女》和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未几民国革命，他（她）也在私生活上“革命”起来，剪了辫子、闹学潮、写情书，他（她）的第一个恋爱对象往往是中学时代新派的国文教师。《新青年》发行后，当然大家人手一册……（李欧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中西文学的徊想》）

显然，五四“新文化”内在于近代中国总体的、持续不断的制度、思潮以及出版市场的移步换形进程，它正处在四书五经退场和英文、几何、《天演论》、《茶花女》、《新民丛报》次第登场的延长线上。而与这一思想资源的嬗变相呼应的，是他（她）学习和生活场域的清晰递换：由乡下，而省城，而上海，或北京。

「商务印书馆」「文坛」

《新青年》初时销路惨淡征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如果带进这样一种“长时段”的视野，“《新青年》发行后，当然大家人手一册”的说法未免有“倒放电影”之嫌。实情如何呢？恐怕相当参差。比如恽代英，他此时虽是《新青年》的作者和热心读者，但不是订户；对来自陈独秀的肯定，似乎也不是欣喜若狂；对刊物的“文学革命”主张，还大有异议，认为：“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

再如湖南。时人的描述是：“民国八年以前，鼓吹新文化之《新青年》杂志，在湖南虽得杨怀中先生（即杨昌济——引者）等赞许，而销行极少。”

至于小说《家》里洛阳纸贵的刊物，实际上“初到成都不过五份”，吴虞和他的学生孙少荆则居其二。顺便说，吴虞的名字值得注意，他是1872年出生，此时已四十多岁，并因家庭纠纷和异端言论而处境尴尬。《新青年》给他带来的命运转机，意味着“新文化”扫荡之处，影响的不都是“新青年”。

销路惨淡的现实，直接影响了出版方的热情。《新青年》出至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群益书社中止了双方的合作。“新文化”的征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它需要另行获得动力。

现代思想史的许多人物都非常重视出版机构的重要性。胡适“暴得大名”后，曾成为商务印书馆竭力延揽的对象，后者开出的条件极为丰厚。适之先生尽管最终婉拒，但也承认“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也肯定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也许不为多余的问题是，胡适这里悬想中拉来做比较的是什么学校、什么教育机关？考虑到他的身份，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北京大学。

虽然胡适私下里感觉北京大学不及商务印书馆重要，但那是1921年的体会。前推那么三四年，情况恐怕大不一样。

经过1917年下半年的顿挫，《新青年》重整旗鼓，续出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看一看这一期刊物的作者（译者）名单：高一涵、钱玄同、陶履恭（即陶孟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清一色的北大同人（包括老师和学生）。其中固然不少老面孔，但之前总是穿插在非北大同人中间，以此种“垄断文坛”的形象集体亮相，这是头一回。到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又有“本志编辑部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载入史册的“一刊一校”的握手，至此方完全实现。当然，如所周知，经蔡元培大刀阔斧地改革，此“校”已今非昔比。所以，确切地说，这时恰恰是北大这所学校/教育机关的更新赓续了“新文化”在出版市场的生命。

「城南岳云别墅」「少年中国会」「文学研究所」

邓中夏、朱自清、蔡和森、沈从文“新青年”流动在社会中

在文科学长陈独秀治下，1917、1918级的北大中国文学门和哲学门学生阵容相当辉煌：邓康（即邓中夏）、罗庸、任乃讷（即任二北）、许宝驹、杨亮功、郑奠、郑天挺（以上1917级中国文学），成平（即成舍我）、孙福源（即孙伏园）（以上1918级中国文学），陈公博、康白情、江绍原、朱自清（以上1917级哲学），何思源（1918级哲学）……

作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的学生，邓中夏们似乎赢在了“起跑线”上。然而，对照其他外省“新青年”们的生活轨迹可知，若无新式教育提供的流动渠道，“新文化”能否“运动”起来，也不能不是个疑问。

1918年8月，湖南青年毛泽东在蔡和森屡次致信催促之下，动身到北京，计划赴法国勤工俭学，但最终未能成行。10月，他进入北京大学，身份是图书馆助理员，在馆长李大钊领导下工作。

也是1918年，6月30日，北京城南岳云别墅的一次会议上，由青年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酝酿成熟。“少中”当年影响巨大，李大钊、邓中夏、康白情、毛泽东……均侧身其中。它的核心人物之一，四川青年王光祈，是1915年考入中国大学，此时刚刚毕业。

另一位四川青年陈毅倒是实现了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梦想，但因参与学潮而被强制遣返。经历了一番到处碰壁的遭遇，他于1923年到北京，开始了一段卖文生涯。次年，他结识王统照，并随后加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

山东青年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早在1916年就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的身份登上《新青年》的“通信”栏；1918年考入中国大学后，他也到了北京。

在文学研究会成立过程中作用更为关键的是一位福建青年郑振铎（生于温州），他1917年进京，次年进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

当年与郑振铎过从甚密的江苏青年瞿秋白、耿济之（上海人。当时行政区划，上海隶属江苏），则是1917年考入北京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读书。

无论进入哪所学校，求学者总还是幸运儿。考虑到招生规模的限制，被拒之门外者，相信不在少数。比如说，1923年，一个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入住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湖南青年，在旅客登记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而事实上，他此前的身份是军人，此后也始终没有得到正规的受教育机会。军人为何要到北京来做学生？因为阅读——当然阅读的对象不再是《花间集》《曹娥碑》，而是《新潮》《改造》。他感慨地回忆道：“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习。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的那么好。”结论是：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

时过境迁，故事都变作了传奇。它们所说明的事实是清楚的：新式教育“抖动了人群的组合”，从而缩短了中心区域的“新文化”和散落各地的“新青年”的思想距离。一方面是“新文化”在“新青年”中造成了一种“离心力”，另一方面是“新青年”或沿着新式教育的学制设计拾级而上，或向着新式教育的核心区域围拢，最终汇入都市，并相互激励而成为“新文化”的践履者。

当“新文化”被一个个“新青年”承担起来，并付诸实践，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将渐渐地改其旧观。插图/张楠供图/刘子凌

(原标题：外省流布全国响足音明灯暗室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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