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

东夷，堪称人们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一个名词。它的地理方位指向山东半岛、河北南部、淮海地区，但具体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却差异很大。最初，应当是偏南方的族群在此居住（九黎/九夷），直到殷商中后期（武乙时期），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族群才大规模进入山东、淮海（东夷），由此造成了后世的混淆，梳理清楚会有一定的价值。

一、最早的东部土著九夷，当为南方族系

检索各种古代文献，最早最可靠的西周初期的《逸周书·王会解》引用了商代文献《商书·伊尹朝献》 ，提到的商代早期中原东部族群与后世的东夷差异极大，它们的族名分别是：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非常生僻，且同时说到这些族群的特征是“剪发文身”。同样持此观点的还有宋代的古文献汇编资料《册府元龟》，说到“夫东方曰夷，被发而文身”。众所周知，“剪发文身”是南方族系的标志性特征。但在后世人们的印象中，东夷的主要特征是弓箭和温仁的性格，渊源于东北方位，并未提到“剪发文身”这类南方特征。这就令人费解了。

《逸周书·王会解》引用《商书·伊尹朝献》 ：伊尹朝，献商书，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殷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鰂之酱，鲛鼥利剑为献。

山东阳谷蚩尤冢 农耕文化

更早的夏代，由于文献非常少，更是茫昧难寻。战国中期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古本）》提到夏代的中原东部地区存在一个名为“九夷”的族群集团，并给出了七八个具体族名，再加上《史记·夏本纪》、《尚书·禹贡》的相关线索，可以得到这个九夷族群集团包括至少14个族名，分别是：大禹敷平九州时代的鸟夷、堣夷、莱夷、淮夷、岛夷等（夏本纪），夏商期间依次出现的风夷、黄夷、于夷、方夷、畎夷、白夷、玄夷、赤夷、蓝夷等（竹书纪年）。非常可惜的是，竹书纪年和夏本纪并未提到九夷的民族志特征，只说到这些九夷的贡物一般是丝、缟等纺织品及土特产，可以认为也存在一定的南方特征（纺织品）。

《古本竹书纪年》：帝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玄夷、风夷、赤夷、黄夷。《史记·夏本纪》：禹行自冀州始。……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海岱维青州：堣夷既略，濰、淄其道。……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酓丝。浮於汶，通於济。海岱及淮维徐州：……淮夷蠙珠臮鱼，其篚玄纤缟。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维扬州：……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

蚩尤陵 山东阳谷

如此可以看到，夏商两代的中原东部地区，实际上生活着具有南方特征的族群，其名称在夏代被称为九夷；在商代的名称，可以认为对应着“尸方、人方、虎方”等，具体族名则如逸周书引文所列的符娄、仇州、伊虑等。那么在夏代之前呢？很显然，它们很可能就是《史记》、《国语》等提到的九黎、三苗，汉代以后注释家往往认为蚩尤就是这个族群集团的领袖。因此，南方属性的九夷族群，其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九黎”。根据李方桂等的上古音韵研究，黎、夷同属于脂部，当可互通。

《史记·历书》：少昚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

河南龙山文化墓地

二、商末的东夷南迁，是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

以上的考论可能很难让人接受，因为汉代及以后的学者往往认为九夷/九黎就是东夷，指向环渤海和东北平原的族群，影响最大的当属于马融疏《论语》时的解释。《论语·子罕》说到“子欲居九夷”，因为中原无道，而九夷性格温仁。马融解释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从名称看，全部属于环渤海和东北平原的族群。可以看到，九夷概念完全混淆了，不再指向上古和夏商时期的南方族系。但如果坚持“九黎”这个说法，就会清晰很多。

内蒙夏家店文化锤斧

何以如此呢？《后汉书·东夷传》给出了答案：殷商武乙时期，环渤海和东北平原的东夷开始大规模内迁，进入淮、岱地区。它们与九黎/九夷混居，形成一个截然不同的融合局面。这时候的东夷和九夷/九黎就混同了。从各种线索可以猜测，东夷压倒了南方九黎，形成一个相当危险的地缘态势。因为当时正逢公元前13-12世纪，欧亚草原上青铜文化大规模交流、播迁，轻便马车、青铜武器等广泛使用。而中原统治者武乙丧失人心，于是“东夷浸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后汉书·东夷传》：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

前13世纪的殷墟马车

他们的到来，很可能极大提升了中原东部地区各类族群的武力水平，形成了更为紧固的共同体，“东夷”甚至都形成了一个民族，有时候也被称为淮夷、徐夷，并强势扩张，引发了商纣王、周公、周成王、周穆王等的连续反击。这个历史过程少为人知，但《左传》还是记录了蛛丝马迹。《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蒐，是帝王的田猎活动，在殷商而言，可能还包括较大规模的人口掠夺，蒐的对象很明确地记载为“黎”，于是东夷叛之。因为南方族系的九黎，此时已经是东夷的治下之民，而纣王掠夺之，新迁入的东夷为了自身利益，就反叛商朝。众所周知。环渤海和东北平原的东夷，与殷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东夷还是反叛了。纣王集结主要军团对东夷作战，周人于是乘机联络流亡夏人、周边蛮族，对殷商突然袭击，建立了周朝。这就是殷商灭亡的主要历史背景。

甲骨文有关于纣王东征的记载

这条史料非常真实，因为它明确区分了九黎和东夷，在古文献中非常罕见，说明先秦学者对东部族群的历史演化还是有准确认识的。不仅如此，根据上文分析，东夷还是九黎的保护人，有着相当的军事优势。东夷和九黎相融合形成的新势力在西周前期相当强大，出现了徐堰王这样的超级领袖，统合着一批新邦国（如钟离）与中原人对峙，一度对西周王室和齐鲁等大国构成重大威胁。周穆王联合楚人，对他们千里偷袭，才基本终结了这个持续一二百年的新动向。

蚌埠双墩村 钟离国青铜箭簇

三、殷商与东夷的关系

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殷商与东夷的关系。从上文引用的《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可以看到，武乙时期进入淮、岱的东夷人，一开始是臣服于殷商的，直到出现了严重利益冲突，他们才反叛。这再次证明，殷商与东夷人关系相当紧密。这些东夷人一开始是作为统治者盟友的身份进入的，甚至有可能是武乙主动邀请的同宗，是为了应对西北方面周人的崛起，而“武乙射天”的天，即为周人的标志性信仰。

周武王死后，武庚和三监的叛乱，也是以这些东夷人为底盘，说明殷商出自东夷当为可信之事。但是，殷商所属的分支，很可能是不同的早期分支，而且位置相对靠南。也就是说，很可能主要是位于河北地区，最多不会超过蒙东辽西一线，应该与红山文化圈有着密切关系。从各种零星线索来看，殷商早期先辈与有易氏、有娀氏这类游牧族群有紧密联系，说明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当在河北。

殷墟铜器的鸟主题

殷商所属的族系很早就融入华夏了。所以，本文所讨论的武乙时期进入的东夷人，虽然属于同宗，但由于当年代久远且利益各不相同，终于出现了纣王时期的叛乱。这场内讧叛乱实际上也是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须知，当时草原上的青铜文化播迁非常广泛而深入，很多落后族群都在这一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彻底改变了地缘政治形势。封神榜总是提到“冀州苏护、永不朝商”和妲己故事，也不完全是虚构。因为武乙时期进入的东夷人发生了叛乱，是可靠史实。后世演义为妲己乱商，似乎也在暗示这段早已淹没的历史（冀州当为东夷内迁的重镇）。

青铜环首刀 中原与草原青铜文化交流的典型器物

三、其他补充证据

这段历史非常混乱，后世往往不能辨析清楚。因为多数观点将九黎等同于东夷，由此造成窜乱。实际上，夏商及之前的上古时期的九黎，当属于南方族系，在武乙时期被新迁入的东夷人替代了。其他证据还包括：

第一，据史记等正史及其他线索，上古时期的蚩尤集团（苗、黎等）很可能占据着黄河下游地区。战败之后南迁而去，至今仍有诸多南方族系以蚩尤为神祗。可以推断，仍有众多人口并未迁徙，残留在中原东部地区，他们就是九夷/九黎。战国楚人书《鹖冠子》提到九夷时，亦强调其用兵失败。所以南方诸多族群从黄河流域南迁的传说不能完全忽略，其蚩尤、炎帝崇拜，当有一定的依据。另外，听起来颇为荒诞的夷人通彝，亦当指九夷而言，绝非东夷。

第二，郑张尚方的古越语研究中，发现《越人歌》里的大海，发音即为“莱夷”的莱，可知，九夷应该是古越语集团，与后世的苗瑶、壮傣、侗台语有关。他们曾经分布到到了山东北部甚至更靠北的冀州地区。

第三，考古文化上，东夷当属于红山文化圈，而九夷/九黎属于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大汶口等）。武乙时期，为何东夷会广泛南迁，应当与当时草原上的青铜文化播迁有关，他们或者遭到了挤压，或者自恃武力而内侵，直接引发了中原的大变局。（完）

良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