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一句话：“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为什么要留待后人评说呢？当代人不是知道的更为清楚，更接近历史真相吗？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代人居于“庐山”之中，岂能尽识庐山面目。

时间的确能说明问题，能在千秋后依然让人传颂者，自有其不朽之处。说起古代的历史，确实有点怪，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左传》中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说；文天祥《正气歌》里提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及太史公“不隐恶，不虚美”的秉笔直书的精神更是令后人敬仰。继太史公《史记》后，我国的史籍可谓汗牛充栋，有“二十四史”之说。

然而，真正世代流传的人物不是记在史籍里的，而是人们口耳相传的，比如说包公，比如说关公，在《宋史》里记载，包公一生只破过一个“牛舌案”，其为官倒是清廉，然而在民间，人们将其传得神乎其神，不畏权贵，刚正清廉；说起关公，为人骄傲自大，好像天下没有几人能入其法眼，然而就是因为他对刘备心怀忠义，所以老百姓将其捧到至高之位，不论好人还是坏人，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拜他，俨然成了至高至善，无所不知的“上帝”。

说白了，古史就是以道德论英雄的，《左传》里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道德第一，而事功次之。这正确、合理吗？这就如刀有两刃，一方面，它可以让那些不择手段、追名逐利之徒有所顾忌、有所收敛，比如说吴起“杀妻求将”，“母死不归”，后世多有訾议，尽管他有着极高的军事才能、在楚国变法，功绩可谓不小，但不为后世所认可。

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历史的发展，须知非常之世要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倘以道德束之，则凡事难成。这也造成了一些人“只求道德无亏，不求建功立业”的不作为态度，只要有人有所作为，便为世所不容，比如说商鞅变法，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举措，若不如此，社会何以向前发展，文明何以进步，但是历代却对商鞅非议多多，就连太史公在评价其时竟简单地说他“天生刻薄寡恩”，这恐怕难以服众吧？

此类事件不绝于史，我们不妨回到明代，选取两个人详细言之。在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张居正和海瑞可谓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一个是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一个是刚正不阿的廉吏，然而无论是史书还是民间似乎海瑞的名气要超过张居正。

说起张居正，有人说我国历史上有三个真正的政治家，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就是他，然而诸葛亮效忠于蜀汉政权，偏处一隅，毕竟弹丸之地，影响力有限；王安石变法，阻力太大，最终胎死腹中；唯有张居正改革，较为彻底、全面。

我们常说知人论世，要说张居正就不得不说明朝中后期这段历史，张居正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嘉靖皇帝，一即位就与整个文官集团展开了“大礼仪之争”，大有乾刚独断之势，并处置正德皇帝所宠幸的奸佞小人，满朝文武欢喜，以为有中心之望。谁料到，后来宠幸严嵩，自己避居西苑，求仙问道，甚至为炼长生之药，酿成“壬寅宫变”差点一命呜呼；不理朝政，致使严嵩握权党同伐异；另外北虏南倭之患、天灾不断、赋税繁重，简直就是民不聊生，本来经过正德皇帝的荒淫无道，整个朝野已成乱象，此时正是中兴之际，谁料确是雪上加霜，情况更为恶化。

嘉靖晏驾，隆庆即位，又是一次中兴之机，可隆庆皇帝也许是乃父在位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太过压抑自己，所以甫一登极，便开始放纵自我，沉醉于温柔之乡，醉生梦死，须知温柔乡是英雄冢，所以短短六载便一命呜呼。这时的明朝已面临所有王朝都有的痼疾——土地兼并，且极其严重，如不进行刮骨疗毒，则必死无疑。

国危思良相，张居正便在此时应运而生，毫不夸张的说正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其打击豪强，进行清赋，抑制了土地兼并，增加了国家财政；推行一条鞭法，避免了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无度；改革军事，大胆任用能将，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严格实行考成法，选贤任能······使得万历新政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效果，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然而，他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得罪了太多的人。唯才是用，任用循吏，得罪了清流；打击豪强，得罪了权贵；大权独揽，让皇帝感到如芒刺在背，这就为他死后遭到清算埋下祸根。

历史就是如此，干大事，成大业者总是不得善终，吴起变法，乱箭而亡；商鞅变法，身遭车裂······每每提及，都让人唏嘘不已！

再说说海瑞，出生于海南岛，可以说是真正的水乡泽国，但他毫无南人纤弱之气，反而表现的极为刚正，面对上司的视察，不行跪拜之礼，故有“海笔架”之称；以举人身份入仕，竟毫不气弱，为淳安知县时，敢于得罪身为总督的胡宗宪，为母亲祝寿竟然只有两斤猪肉，其清廉、刚正之名早已闻名朝野。由于他对待下属极严，对待长官不逢迎，以致下属纷纷请求调往他乡，上司每有视察都绕过他所辖范围，所有官吏都不愿和他打交道，只求他升官调往他处，所以他不行贿竟然官升的特别快。

后来官至户部主事，准备好棺材后上书于嘉靖帝，措辞严厉，直指其过，致使龙颜大怒，把他打入诏狱。后经释放，出任地方官，打击豪强，迫使首辅徐阶退田······及至死后，家徒四壁，并无多少余财，还是众人凑钱才将其收殓，死后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二者，海瑞属于清流，以道德为人所称颂；张居正则重视事功、实干。不是说道德不好，只是道德高者未必为政有道，观海瑞之为官经历，除过其清廉、打击豪强外，政绩几乎乏善可陈，甚至有些书生意气，带有明显的劫富济贫思想。张居正在其主政期间，始终未用海瑞，就是因为其道德虽高尚，但让他做具体的实事，却未必有成。而朝廷之所以用他，也不过让他装饰门面罢了！不然满朝tan腐，老百姓怎么能受得了？好不容易有个清官，老百姓对朝廷还是抱有希望的。

海瑞的道德自不必说，有他在，对违法的官员便是一种震慑，但，为政不是仅靠道德高就行的，还要有大局意识，不能一味的刚强、嫉恶如仇，该迂回曲折时就得迂回曲折，最难的不是保持清廉、刚正，而是有自我牺牲的勇气，即牺牲自己的名誉、甚至尊严，有时候为名所累，反而处处掣肘，寸步难行。从这发面来说，张居正显然是个真正的政治家，勇于任事，不惧流言，重视实干。而在历史上，重视实干者往往没有好结局，反而历代追捧的都是那些道德高尚，却尚清谈者。

可是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总是把清官和能吏联系起来，好像道德高尚者，其能力也很强，只要你道德高尚，能力一般，为了需要，也会给你附加上某些东西，总之好人各发面都好，坏人各方面都坏。试想一下，这能行吗？这会导致什么？这只会导致官员尚空谈不尚实干，因为真正有所作为，敢于任事的往往没有好想场，这些人自诩清流，“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除了让别人称赞、感慨一番后，于事无补，这也就是晚晴时，面对列强的入侵，有那么多官员“尽节”的原因吧！

这不得不说是可悲，专制体制下难容有能力的人才，有的只是在“忠孝节义”下培养出来的奴才罢了！试问这样的人如何有能力担当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