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战争中遭到巨大破坏的湖南，各种自然灾害和瘟疫又接踵而来。1946年刚经历了战火破坏的，还没能够休养生息的湖南根本无法抵御灾害，顿时整个湖南的灾情更加的雪上加霜。当时湖南的灾民数量和严重程度都比全国其他地方更为严重，而衡阳更是灾难最重的城市。

根据1946年7月19日《大公报》的报道,衡阳作为湖南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尤其以市区和市郊三十里范围内以及各水陆交通沿线为最。灾民以各种草叶或野果调和糠皮充饥，甚至不乏吃树皮泥土者。

最初衡阳救灾物资极为缺乏，但到了5月份以后，尽管有不少救灾物资抵达，但各式打着救灾旗号的机构也相继出现。这些标新立异的救灾机构的出现，不但没有让灾民手中的救灾物资增加，反而一大批的“灾官”、“灾绅”一个个壮饱肥肠，生财有道。他们在救灾的过程中，上下其手，官官相护，弊端百出，乌黑一片。

灾民不但控告无门，更是不敢控告。在救灾的过程中，不按灾情轻重进行分配，一律照乡镇单位平均配给。在衡阳发放的救灾面粉，到1946年7月，大多数的保甲仅仅发放了两次，每次仅仅发放三斤半，充当一周的口粮。少数的保甲名义上曾发放了三次，但首次仅仅发放四两。

就连这少得可怜的救灾面粉，都不足量，要进行克扣。面粉受潮都还事小，往往被贪官污吏们从中抽取好面，擅自将石灰或豌豆、玉米粉等混入其中，因此造成发放的面粉颜色不一，而食用后致病者极多。甚至有些乡镇的保甲长，欺骗对赈灾不清楚的灾民，将救济的面粉变成青苗贷款，与他们签订有偿密约。

在所谓的灾民收容所里，简直如同人间地狱。每日两餐各发两瓢稀饭，不但不能充饥，还经常遭到发放人员的殴打侮辱，以至于许多灾民宁愿风餐露宿，流落街头乞讨，非万不得已绝不走进收容所。

灾民育幼院里的孩子曾悄悄的告诉记者，他们吃的所谓"牛奶”其实不过是米汤与豆浆的混合物。如果有外国人前来视察时，稀饭和干饭尚可充饥，甚至还有罐头可以吃。但一旦外国人一走，一切便有恢复如常。

在当时衡阳共有灾民收容所8所，育幼院2所，共收容灾民约6000余人。收容的灾民中以妇女儿童最多。1946年7月10日《大公报》记者在衡阳第三收容所中见到一位年纪88岁的老妇人，携带着多名孙子，拥坐在众多灾民中间，等待正在发放的一勺稀饭，处境极为凄惨。

在但是各收容所里，因为药品缺乏，死于疾病的百姓比饿死的更多。在当时不少人在收容所里因为疾病与饥饿交迫，正处于垂死状态。记者及视察团的团员都不忍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