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封建帝制社会最好的出发点，其实就是西汉王朝。如果二世而亡的秦朝为中国大一统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封建王朝，西汉在继承秦代的同时又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政治、文化甚至是经济。时刻影响着其后的历代王朝，甚至连历代王朝的矛盾与权力更迭都可以在西汉找到模板。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两大重要政治势力——勋贵和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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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第一次真正意义走上政治舞台，应该是从吕后擅权开始。作为支持刘邦夺取天下的贤内助，吕雉的政治手腕和能力可不是那些“以色娱人”的妃嫔所能比。刘邦去世，刘盈继位。也许是童年生活的不幸，刘盈虽然善良，但是却不适合做皇帝。朝政大权为吕雉这个强势的母亲所把控，为了使权力更加稳固。吕雉先是将吕家女儿嫁给刘氏的各个公子，同时又大封诸吕为王。这样一来，整个汉朝政府俨然变成了吕氏天下。但是，吕后一死，权倾一时的吕氏家族猝然崩塌，在周勃等勋贵大臣的围剿中几乎全部身死。

吕氏一族被灭，大臣们以少帝并非刘盈亲子为由，迎立当时代王刘恒为帝。刘恒的继位一来得益于其是刘邦子嗣中在世的最年长者，同时其性格仁慈宽厚，让大臣们觉得容易控制。刘恒继位，母亲薄氏自然就是皇太后，妻子窦氏也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封为皇后。

有了迎立之功的勋贵显然成为了西汉王朝真正的掌权者，而尚未站稳脚跟的刘恒虽然成为了皇帝，但是只能成为勋贵们放在宝座的泥塑。而刘恒所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其中就包括将任命自己亲信掌握皇宫卫戍力量。同时，恢复被吕氏一族所贬斥的宗亲王爷们的权势和地位。以增强皇族势力，对勋贵势力予以威慑。但是，这样的手段仍旧难以短时间改变勋贵力量与皇权的强弱对比。所以刘恒先后对勋贵做出封赏，其中功劳最大的周勃也从太尉摇身一变成为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右丞相，并且赐给黄金五千斤，食邑也扩大五千户。其余功臣也各有封赏，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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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周勃为代表的勋贵势力从一开始就并不在意到底是谁得到皇位，他们所在乎的是将一个刘家子弟推上皇位之后自己的既得利益是否会被剥夺。这也是他们不愿意让实力最强的齐王刘襄继位称帝的原因，当然给出的理由肯定说得过去，“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简单来说，就是齐王刘襄母族势力强大又蛮横霸道，因此不能称帝，不然又会重演吕氏一族的故事。

事情像勋贵功臣想象的一样顺利，虽然继位的刘恒并非看起来的那样人畜无害，但是好在实力薄弱，可以控制。而周勃在这种氛围中开始有了异样的情绪，不再对皇权抱有敬畏，居功自傲的心思表露无疑。每次退朝之后，周勃走出朝堂的样子总是显得很骄横。作为皇帝的刘恒却对他愈加有礼，经常目送周勃归去。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刘恒毕竟是皇帝，外有刘氏宗亲为奥援，内有掌控皇宫军事力量的心腹做支撑，同时占据天下大义，所以勋贵虽然骄横，但是面对逐渐坐稳皇位的刘恒还是无法正面抵抗。随着刘恒地位的逐渐稳固，周勃也开始从骄横变为恭敬，刘恒从礼遇有加变得庄严肃穆。这样的转变可不是简单的一个大臣的劝说就能改变的，更多的来自于形势的变化让周勃不得不低头。

后来周勃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的职务，文帝很快也答应了，任命左丞相陈平担任丞相。只是可惜的是一年后，陈平谢世，文帝又任命周勃做丞相。这次周勃的丞相之路更像是刘恒的一个缓冲器，虽然成为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文帝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文帝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他的丞相职务。

这些列侯其实就是勋贵功臣集团，西汉前期的惯例是无军功不得封侯，这些列侯们其实就是一个个军事贵族，崛起于战阵之间，冲杀无数换得一个侯爷的爵位。凭借军功，他们在长安城中抱成政治团体，影响着文帝刘恒的决策，分享着皇帝的权力。这就大大激怒了刘恒的利益，因此文帝让功劳最大的周勃免职回到封地，以此作为榜样，分散列侯势力。此时的周勃经历了前一次丞相罢职，自然无法再抗衡刘恒的皇威，只能听从安排回到封地。

但是回到封地的列侯们仍旧蠢蠢欲动，汉文帝必须对这些勋贵们做出一个威慑。但是此时的西汉政权尚未彻底稳固，汉文帝需要仍旧需要这些勋贵阶层保护自己的皇权。因此，威慑只能以杀鸡给猴看的方式进行，既不能真正刺痛勋贵阶层，又能让他们对中央政府心存敬畏。毫无悬念，周勃作为被杀的“鸡”再次被拎了出来。

回到封地一年多，每当郡守、郡尉巡行各县到达绛县，周勃自己畏惧被诛，经常身披铠甲，命令家人手持兵器来见郡守、郡尉。因此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谋反，皇上就把这件事交给廷尉。廷尉又把此事交给长安处理，于是捕捉周勃治罪。周勃恐惧，不知怎样答辩。只能以财物贿赂狱吏和薄太后弟弟薄昭，在狱吏的提示之下通过自己儿媳，也就是刘恒女儿来证明自己确无造反之心。又通过薄昭向薄太后说情，才免了罪过，被汉文帝放回封地。

周勃侥幸逃脱，对皇权的敬畏之心愈加浓厚，甚至连披着皇权外衣的狱吏也让他难以小视，逃出生天的绛侯曾心有余悸的说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自此，汉文帝一朝的勋贵集团彻底被皇权所制服，成为皇帝手中的一把钢刀。

这把钢刀在维护皇权的统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刘启继位。继位之初的刘启立即接受晁错的“削藩”的建议，即将尾大不掉的诸侯王们的封地进行分割拆解，从而减弱对中央王权的威胁。只是不曾想，削藩令尚未真正实施，就立马引起了吴楚等国的强烈反对，最终演变成一场早有预谋的叛乱——七国之乱。为了平定这场叛乱，汉景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最终在绛侯周亚夫的正确的战略决策之下才得以成功。而通过这场战争，除了老牌的勋贵集团继续发光发热之外（比如绛侯周亚夫就是绛侯周勃次子），同时还涌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功臣勋贵，比如栾布在吴楚七国之乱时，率军进逼齐地，解除临淄之围，平定了齐地叛乱诸王。又还军与攻打赵国的郦寄会师，水淹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刘遂自杀，被封为俞侯；卫绾，代国大陵(今山西文水西北)人，文帝时曾任中郎将，景帝初为河间王太傅，受命率河间兵击吴楚叛军，以功拜中尉，被封为建陵侯……等等。这一大批功臣又是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成长为新的勋贵功臣。

勋贵势力毫无疑问在此时再次崛起，汉景帝自然无所畏惧，但是若是新皇继位呢？是否会对幼年新皇产生威胁？这是摆在汉景帝心头的一根刺，需要拔掉。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勋贵集团仍旧是皇帝手中的钢刀，虽然不会伤到自己，但是还是自卫的最好武器。对于刘启来说，只要将会扎伤自己的那根刺拔掉之后，钢刀还会是把好刀。

这里绛侯再次登场，正如父亲是皇帝手中的那只鸡一样，周亚夫也成了汉景帝震慑群勋贵集团的那只“鸡”。公元前152年，汉景帝以周亚夫功高劳苦，任命其为丞相。但是接下来，周亚夫多次反对汉景帝刘启的政策与想法，导致其与刘启的关系渐行渐远，周亚夫也只好借口生病辞了丞相一职。一次刘启又把他召进宫中设宴招待，想试探他脾气是不是改了，所以他的面前不给放筷子。周亚夫不高兴地向管事的要筷子，景帝笑着对他说：“莫非这还不能让你高兴吗？”周亚夫羞愤不已，不乐意地向景帝跪下谢罪。景帝刚说了个“起”，他就马上站了起来，不等景帝再说话，就自己走了。景帝叹息着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就这样，周亚夫被判了死刑。

事情的导火索在周亚夫儿子购买了五百副甲盾作为葬器，预备给周亚夫发丧时使用。但是甲盾在西汉是被严厉禁止买卖的东西，因此被人告发。事实上，周亚夫对此毫不知情。但是仍旧被抓了起来，“「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这样扣了下来，周亚夫最后不堪狱吏侮辱迫害，绝食五日，吐血而亡。

同样的命运，只是结局不同。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父亲周勃更懂得明哲保身，同时勋贵势力也足够强大，为了不会引起冲突，汉文帝自然也不会将事情做绝。而周亚夫作为一个富二代官二代，性格刚烈难以轻易服软，加上勋贵势力此时已经大不如前，所以汉景帝逼死周亚夫也毫无政治代价，同时还能给未来的刘彻留下一个足够宽松的成长环境。

但是随着周亚夫之死，勋贵时代的大势算是彻底终结。而汉武帝时期借助与儒家文士的改革，再次将列侯清除出朝堂，撵回封地，算是给了勋贵集团的一个体面。之后的西汉历史中，勋贵集团虽然偶有冒尖，但是绝大多数都成为皇帝手中刀，难以再出现迎立皇帝的故事。

但是勋贵势力瓦解了，皇帝手中的实力又少了一层，为了能够彻底获得权力，皇帝又不得不依靠外戚带来的助力。前文中已经提到外戚吕氏在西汉的历史开始时就差点取代了刘氏成为西汉王朝的主人，但是在勋贵势力的抵抗中被消灭殆尽。因此，外戚在勋贵势力活跃的时期一直是被严防死守的。但是在勋贵势力衰弱下去之后，外戚势力像是解除了封印一般野蛮生长。

首先出现的是窦氏。作为汉文帝之妻，汉景帝之母，汉武帝祖母，历经三朝的窦氏出身贫寒，最后却登顶了封建时代的最高位置，一度成为西汉王朝的实际掌权者。相比于吕氏一族，窦氏家族显得低调的多，真正显山露水的也就是魏其侯窦婴。这位窦氏家族的佼佼者虽然以窦氏族人出仕，但是却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家族力量，甚至为了维护皇帝的利益不惜得罪自己的姑母窦太后。因此，并且凭借军功被封为侯，又凭借自己的实力一步步登上丞相的高位。而窦太后的女儿馆陶公主，也通过结识汉武帝生母王美人，扶持汉武帝登基，以及将女儿嫁给汉武帝等手腕成为窦氏家族的代言人，人称窦太主。至于窦太后，汉景帝时期对朝政就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到了汉武帝时期，甚至一度架空刘彻，掌握了汉朝中央大权。窦氏一族外戚的力量到了此时达到顶峰。

但是随着太皇太后窦漪房的去世，窦氏一族的权势也轰然崩塌。汉武帝先是通过借口陈皇后巫蛊楚服之罪，贬斥陈阿娇，使得窦氏地位开始滑坡；另一方面又纵容田蚡攻击窦婴，最终设计将窦婴斩首，窦氏外戚的势力就这样被汉武帝轻易拔出。

窦氏覆灭，王太后也想借助弟弟田蚡的势力再造一族外戚，但是此时的汉武帝已经长大成人，无论是是能力和权力都无人能挡，随着田蚡惊惧疯癫而亡，刚刚冒头的王氏外戚又匆匆消散。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卫氏，卫子夫以小小歌女的身份为得到刘彻临幸，又为刘彻诞下三位公主，在公元前128年春天，为时年29岁的汉武帝刘彻在登基十余年之后终于迎来自己长子，从此刘彻的皇位才真正稳固。正是这样的功绩让武帝对于卫氏一族信任有加，而卫子夫的弟弟卫青虽然是出生骑奴，但是军事才能让他一路高升，最后因功封侯；卫子夫外甥霍去病也在短暂的生命中封狼居胥，扫荡匈奴老巢；妹夫公孙贺也登临丞相之位……可以说在汉武帝推动下，卫氏一族权倾朝野，更是一门五侯的为世人所艳羡。

卫氏一族虽然为外戚，但是无论是皇后卫子夫，还是大司马大将军卫青，一直以身作则，坚守法度。不蓄宾客，不贪赃枉法。这样的家风让汉武帝对卫氏的眷顾长久不衰。但是这样的家族必然会有不肖子的出现。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因为挪用军费被人发掘，在酷吏手中借此不断扩大最终发酵成牵连两万余人的“巫蛊之祸”，公孙贺父子自杀，太子刘据自杀，皇后卫子夫自杀……一时的庞然大物也在酷吏手中支离破碎。

卫氏倒下，李氏登场。为汉武帝生下昌邑王刘髆的李夫人是即卫皇后之后呼声最高的皇后继任者，甚至其子刘髆也一度有问鼎储君之位的资格。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被汉武帝封为贰师将军，执行汉武帝向西域扩张的计划。但是李广利的发迹路线虽然和卫青相似，奈何实力不济。但凡事领军作战，向来败多胜少。公元前90年，李广利出征匈奴，因与左丞相刘屈髦诅咒汉武帝、谋立刘髆为帝事发，大逆不道，刘屈氂被腰斩、妻儿枭首，李氏家属亦被收监。李广利闻之，投降匈奴，李氏遂再度灭族。李氏外戚尚未崛起，便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

汉武帝去世前立刘弗陵为储君，为了防止外戚作乱，杀死了其母亲钩弋夫人。并且任命霍光等四位大臣为辅政大臣，从而保护弱小的皇帝健康成长。但是汉武帝却没有想到这样的安排催生出又一个外戚。汉昭帝刘弗陵娶了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氏，霍光不仅是辅政大臣，又是外戚，加上汉昭帝年幼体弱，无法独自决断朝政大事，霍光便乘此机会控制力整个朝堂。刘弗陵死后，刘贺为皇帝。霍光怕刘贺当皇帝之后疏远他们这些老臣，就联合上官氏废了这个二十七天天的皇帝，然后立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为皇帝。此时的霍光势力已经膨胀到令皇帝也感到害怕的地步，逼迫刘询立其女儿霍显为皇后。但是汉宣帝以“帝求微时剑”的一封诏书向霍光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执意立其糟糠之妻许氏为后，这样一来，刘询完成了自己至情至圣的承诺，但可惜的是许皇后不久便暴毙而亡。刘询当时的势力不够强大，只好答应立霍光的女儿为皇后。霍光活着的时候，家族权倾朝野，霍光一死，宣帝立马动手借霍光儿子谋反一事，诛杀了霍家全族。霍光这个外戚的产生，其实和汉武帝的临终嘱托有关。霍光在卫氏外戚的躯体中成长起来，最后借助于汉武帝的遗诏以及自己的手段再次成长为一个外戚。甚至一度有了废立皇帝的权势，这样的权势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

汉宣帝去世，汉元帝继位。此时经历了的西汉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了疲软之势，加上汉元帝虽然有宽仁的名声，但是其政治手腕极其幼稚，以至于让西汉权力中心再次失衡。宦官势力、士人势力以及外戚势力争斗不休。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刘骜继位，其母王政君成为皇太后，当时以太后兄长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同母弟王崇为安成侯。后来又同日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世称“五侯”，王氏权势大盛。王政君的生母李氏，早年与王禁离婚而改嫁苟宾，生苟参。苟宾死后，王政君让母亲再回去与王禁复缘。王政君又同情同母异父的弟弟苟参，也想给苟参封侯爵，但被成帝拒绝，因此让他任侍中。王家一门族人借着太后的关系，在朝廷担任相当多的官职。

外戚王氏新鲜出炉，那么接下来外戚权势最高峰也该出现了。王政君怜悯自己的小弟王曼因为早死而没有被封侯，而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等人多称赞王曼之子王莽，便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以王莽嗣侯位，并任命为大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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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死后无子，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汉哀帝当权之时，深感王氏一族势力庞大，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夺权之路，在汉哀帝连番打击之下，王氏势力有所收缩。但是天不假年，公元前1年8月15日，汉哀帝无子而亡。

王政君闻哀帝死讯后，迅速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中枢。并且派王莽夺得兵权，王政君依然被尊为太皇太后，年仅九岁的汉平帝继位，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大司马王莽秉持朝政。就这样，王氏一族再次掌控权力。

王莽相当懂得讨好王政君，先是上言、尊王政君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并且都领汤沐邑，姊妹们遂日夜赞誉王莽的美德。王莽又知道王政君虽是妇人，却也讨厌待在深宫中，便举办许多可以让王政君外出的活动。就连王政君的侍女之子生病，王莽也前去亲自侍候。

公元6年，汉平帝死后，孺子婴继位，众人请求王莽效法周公辅佐周成王故事。王政君虽然不同意，但无力阻止。王莽遂辅佐孺子婴，自称是摄皇帝，此时王莽的篡位之心昭然若揭，招致各方的反对。但王莽又更以各种祥瑞之兆做为天命，自立为帝，并将这些符瑞告诉王政君。

到了此时此刻，作为外戚的王莽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成功的从刘氏手中夺得了皇帝的宝座，开创了新朝。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几乎历代皇帝都受着外戚的威胁，同时又借助外戚之手稳定朝堂。即便是汉哀帝，也借助母族丁氏和祖母族傅氏来对抗王氏。为了稳固皇权必然需要培养一定的实力作为权力基础，孤家寡人的皇帝手中所能信赖的力量其实很少，功臣勋贵的忠心无法保证不对皇权产生威胁；外戚的亲情也抵不过人性的贪婪；那些“王”字头的大旗更是对皇位虎视眈眈。

制度的不健全让原本极其强大的西汉王朝就这样悄然而逝，从结果来看，似乎是外戚赢得了这场权力游戏最后的胜利，那么事实真的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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