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危机四伏，因为鸦片的大量输入而导致了“银荒”，一批励精图治的官员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希望能够解除帝国的危机。包世臣就是改革派官员中的代表之一，他希望重新发行新纸币来抵御白银的外流，进而抵制鸦片的贸易。

嘉庆、道光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政府腐败、人口压力、内部和边疆动乱、来自西方的威胁，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清朝面对的挑战。罗威廉（William T。 Rowe）

在《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中，以包世臣为切入点，详尽分析了当时的改革精英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罗威廉认为包世臣始终主张追求物质利益，对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等影响很大。

作者是罗威廉，他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救世》《汉口》《红雨》等都是他的著作。罗威廉第一次发现包世臣是在1970年代末，当时他正在撰写汉口的学位论文，包世臣的创新政策引起了他的兴趣，《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便是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包世臣生活在危机四伏的嘉庆、道光时期。在今天的西方学者眼中，包世臣的主要贡献是在漕运和盐政改革两方面。在两次改革中，包世臣提出漕粮和食盐的运输应该委托给私商而不是政府，因为商人会为了个人利益按照市场的逻辑运作。这项改革的更大意义在于国家放松了对市场和私人资本的控制。

但是，尽管包世臣尊重“逐利”和市场无形的手，但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核心关注点一直是维护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在当时，包世臣面对的，是积弊丛生、财政匮乏的社会现实。对包世臣来说，尊重商业市场的力量，恰恰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否选择将包世臣视为斯密式的“自由主义者”，不可否认的是，他希望将很多领域开放给自由市场；而在推崇“经世实学”的19世纪，重视市场并不常见。

鸦片战争前夕的货币战争：通过发行纸币来抵御鸦片贸易？

1830年代，另一位江南士大夫王鎏提出了一系列的纸币发行草案，其详细建议收入在1837年刊刻的《钱币刍言》。尽管时人已经认识到纸币在历史上带来的灾难，但王鎏的提议还是引起了许多政治家的广泛讨论，其中包世臣可能是最专业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尽管包世臣是一位坚定的农本主义者，但他认为农业的商业化是十分必要的。早在1801年，在《说储》的下篇中，包世臣详细探讨了经济作物种植、丝织业、林业和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贡献。在包世臣看来，钱法属于经济的“末”，但构成了粮食种植这项本业的必要组成部分。包世臣一直对纸币作为货币媒介的相对效用和价值非常敏感，本章通过仔细研读王鎏和包世臣关于钱法的论著，以探讨道光时代的经济运行中，通过政府政策塑造经济模式的可能性、海洋贸易的作用、与欧洲贸易伙伴的关系，以及清朝政体的性质等问题。

白银、鸦片与道光萧条

清代继承了明代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市场上流通的是没有成为铸币的称量白银，以“两”为单位，及由铜合金铸成的制钱，以“文”为单位。虽然1000文钱（一串）价值一两白银，但晚明时期的灾难性经历使得清政府认识到，强行维持1∶1000或其他比率的银钱比价，都只会适得其反。取而代之，清政府希望维持不同时段、不同地域铜钱市场的稳定，但这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在17世纪晚期，银价较高，银钱比价普遍超过1∶1000，但到18世纪初期，铜钱价格上涨，通常是1∶700或1∶800。这种情况到1780年代后期发生变化，1∶1000变得普遍，到19世纪银价快速上升。如在山西省，银钱比价在1758年为1∶730，到1846年增长到1∶1800。在包世臣担任知县的江西新喻县，1839年的银钱比价为1∶1600，但税使通常要求百姓按照1∶2000交税。

晚清银价的上涨，是清朝在对外贸易中国际收支转变的结果，大多数历史学者都将之归因于清朝无法通过商品出口来抵消鸦片的大量进口。16~18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流入国，直到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大约有价值2800万美元的白银净流入中国。然而1828~1836年，国际收支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净流出的白银大约价值3600万美元。

货币体系破坏，银根变得紧缺，富户选择囤积白银，导致国内市场进一步恶化，这是出现道光萧条的重要原因。国家税收减少，维持行政运作的实际成本提高，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的衰退，信贷危机使得许多本土钱庄倒闭。成本增加和价格下降导致手工业衰落，雇佣工作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农民在收入和支出之间经历着“剪刀差”。对于使用铜钱的小农来说，实际的税负迅速增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并因此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叛乱。

近年有些学者对鸦片进口是否是白银短缺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是否存在白银短缺问题提出了商榷。如贺力平计算发现，因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至多占清朝白银存量的3.6%~6.7%，不太可能对银钱比价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邓钢（Kent G.Deng）

承认清朝在1800年左右开始出现白银外流，并同意鸦片进口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但他注意到白银流入并没有其他学者所说的那么多，在明清经济繁荣时期，铜钱比白银更为重要，因此19世纪的“白银危机”比通常所认为的破坏性要小得多。林满红强调白银流出的灾难性破坏，但她也指出，1850年之后鸦片的进口量甚至超过了道光时期，但清朝再次出现了白银净流入。她认为，是因为墨西哥革命导致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以及全球白银短期减产，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外流。亚历杭·伊罗金（Alejandra Irigoin）

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政治叛乱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他认为清朝白银的外流开始于1820年代后期。在此之前，英国商人通过鸦片贸易赚取白银，但这些流出白银由美国商人进口的银币得以补充。

万志英和林满红都想要淡化鸦片进口对白银外流的影响，但对于白银外流的原因，两位学者各执一词。万志英认为清朝的白银外流始于1834年，当时墨西哥的白银生产已经从1810~1825年的政治叛乱中恢复过来。和伊罗金一样，万志英也注意到了美国的重要性。19世纪早期美国是墨西哥白银最大的输入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但到了1834年，因为想要得到黄金，美国减少了白银输入，美国商人采用类似于1810年东印度公司的方式，以汇票作为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支付手段。由于没有了白银的持续进口，清朝突然变成了白银的净流出国。

无论今天的历史学者如何看待道光萧条背后的原因，然而当时的清代学者因为受限于时间和空间，几乎普遍地认为“银荒”的原因是鸦片进口。包世臣是这一观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推广者。1820年，他计算出清朝每年购买鸦片所花费的白银高达1亿两，并认为这是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1839年，包世臣对银荒的影响做了最尖锐的探讨，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兑换比例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农村纳税人，并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正如他在新喻刚刚经历的农民集体抗税一样。包世臣和王鎏都建议引入纸币，作为解决银荒和鸦片问题的方案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纸币

纸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万志英的研究，中国人一直认为货币是“法定货币”，货币体现的是皇帝的特权，由国家规定价值。这与欧洲流行的金属货币主义相反，欧洲人认为货币的价值由其金属含量决定。万志英认为，这种差异使得南宋时期，中国成功地在世界上首次发行了纸币，这比欧洲早了几个世纪。这种纸币可以兑换铜钱，有固定的到期日。然而，在成功的流通了几十年后，宋朝政府为利益所诱，滥发纸币，导致纸币贬值，并最终退出流通。这一情况在金国、元朝相继重现，先是引入纸币，以满足市场需求或替换铜钱，但最终都因通货膨胀而失败。

1375年，明太祖发行大明宝钞，在最初的15年也获得了成功。但纸币每次都是最初能够被民众接受，之后却退出流通。万志英认为，主要原因是朝廷不愿意使之成为可兑换贵金属的货币。学者型官员丘浚，在1487年刊行的《大学衍义补》中反复强调政府调控的重要性，认为宝钞应该是国家货币体系的一部分，国家应该进行规范，并提供金属货币用于兑换。明朝末期，面对银钱比价的恶化以及财政危机的加剧，一些改革派士大夫，如徐光启、陈子龙、钱谦益和陆世仪提出了一个纸币方案作为补救。但保守派通过回顾明宣宗时期宝钞壅塞带来的恶果，使得纸币提议没有实行。清朝在1651年发行了少量的钞贯（以铜钱计价的纸币），以帮助清政府巩固对江南和沿海地区的控制，但在十年后该政策就被废止。在清中期的“盛世”，很少关于发行纸币的讨论。

这种情况在19世纪出现银荒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纸币问题再次成为士大夫关注的焦点。最著名的例子是浙江籍的进士蔡之定，他官居翰林院编修，在1814年提出可以大量发行纸币。由于对之前纸币发行失败历史的置若罔闻，蔡之定被罢官，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如果要在短期内继续推行纸币，那么倡议者必须更加谨慎，并做好更充足的功课。王鎏显然已经吸取了蔡之定的教训。

王鎏及其提议

王鎏（1786~1843），江苏吴县人，只取得了生员资格，未曾任官，作为一名考据学家，他以谦逊的风范赢得了广泛的尊重。王鎏家族中曾有几位高官对货币问题有浓厚兴趣，王鎏延续了这种风格，为《钱币刍言》钻研了近三十年。王鎏的父亲对1814年蔡之定的提议进行了研究，希望确保他的家族不会提出类似的倡议，也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1828年，王鎏在北京展示了《钱币刍言》的初稿，获得了许多的赞誉，这些积极的回复，给了王鎏刊刻它的勇气。但王氏宗族的族长仍然不赞成这项工作，并命令他将刻板毁掉。

经过十年的研究和修改，王鎏将该书寄给其他权威专家润色，包括著名的包世臣，最终在1837年刊印了《钱币刍言》。由于该书提出了大胆的建议，为了提前做好防备，王鎏、包世臣等学者对初稿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事实上，王鎏对每个方面都做了细致且全面的研究。他回顾了以往纸币发行的大量细节问题，分析其成败的原因。他还附上了以前对该问题讨论的基本史料，包括宋代的七篇、元代的两篇、明代的八篇和清代的四篇。

根据对纸币历史的研究，王鎏认为纸币在很多领域都取得过成功，包括盐政、军饷、河工和劝垦荒地。在他看来，明初的宝钞是非常成功的，但因为朝廷选择以白银作为货币媒介，导致最终放弃了宝钞。清初的钞贯同样是成功的，他坚持认为朝廷放弃纸币，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纸币的成功历史。王鎏认为过去纸币的失败，要么是因为对纸币理解不充分，要么是因为没有将纸币作为多元交换媒介的一部分，并提供多种可兑换的货币。王鎏在他的书中正是要提供这样全面的政策建议。

尽管王鎏并非反抗主义者，但他在《钱币刍言》开篇中，就对当时政权贪得无厌式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君主的利益凌驾于百姓的利益之上。这导致货币政策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因为“但有足民之事，更无足君之事，必民足而后君足，犹子孙富而父母未有贫焉”。

朝廷宣称将实行减赋，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但由于户部无法很好地管理货币系统，所有的工作都白费了。王鎏总结了货币政策失败的五点原因：“盖自毁钱为器，起于工匠，而利权一失矣；外洋钱币，行于中国，而利权再失矣；银价低昂，操于商贾，而利权三失矣；铅钱私铸，窃于奸民，而利权四失矣；钱票会券，出于富户，而利权五失矣。”

对于这个问题，王鎏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政府发行两种新货币：一种是纸币，作为国家最大面值的货币，将与白银和铜钱并行；另一种是大钱，大钱的面值与实际含铜量分离，成为纸币与铜钱之间的媒介货币。

王鎏长篇大论地极力宣扬政府发行纸币的优点。王鎏回顾了明末户部侍郎倪元璐提出的发行宝钞的十便，并将之增加至22点。笔者根据王鎏提出的优点，将他的主张归纳为三个方面：便于使用、弹性供给、民族主义。这里先集中讨论前两点。

纸币便于使用是最不存在争议的，王鎏引用倪元璐的观点，强调纸币相较于银两、铜钱，质量更轻，便于储存、携带和隐藏，这样可以防止被窃。纸币便于跨区域通行，从而可以促进全国的商品流通。由国家统一标准的纸币，省去了跨区域旅行或交易中的银钱兑换，百货流通的障碍将会减少。对于银铜纯度的担忧将被消除，此外不再以白银的重量作为价值标准，既提高了效率，又消除了熔铸工匠偷窃的机会。王鎏提出的纸币具有标准的价值，这将阻止衙门书役利用兑换比率的差异进行敲诈勒索。同样的，由于税收的奏销和征收均使用纸币，这便能废除对百姓加征的火耗。此外，王鎏认为当时的三大政问题

（河工、漕运、盐政），一旦使用单一的、标准化的纸币，都将迎刃而解。

关于纸币弹性发行的优势，王鎏似乎过于乐观。他写道：“凡他物为币者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特别是与白银相比，世界上白银的供应是有限的，随着进口的增加清朝已经非常依赖白银。有了纸币后，粮食问题的处理将会变得更为简单。赈灾将不再需要勒令地方富户捐输，直接发行赈灾所需数额的纸币即可！一旦纸币使得“国计大裕”，就可以废止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最终，国家手中拥有无尽的货币，可以用于资助兴修水利、土地开垦和其他公共事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谋生机会。

当人们关注王鎏的纸币与当时流通的铜钱、白银的关系时，他的货币政策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独特。王鎏指出，新发行的纸币与铜钱并行，并可以互相兑换。和之前的许多人一样，他希望限制普通民众使用铜，但不是完全禁止，如乐器、锁、纽扣等民间日用的物品仍可以用铜制造。打造铜器的店铺将被关闭，但那些销售特殊用途的铜器商店仍可以继续营业。关于执行的问题，王鎏的政策有些模棱两可，他反复强调“严禁”使用铜器，但他又坚持认为不以铸造货币为目的而使用铜器将不会被定罪，因为如果通过立法定罪，将成为衙役骚扰百姓的借口。

王鎏政策建议的关键步骤是让政府在市场上设置“铜局”。一旦纸币发行（并且他坚持首先发行），随即设置铜局，按两倍的市价用纸币购买市场上的铜器，这样的高价很难被拒绝。回购的铜可以用于铸造铜钱，或是铸造王鎏希望发行的大钱。换言之，新纸币政策将实现其他人多年来想达成的目标：防止熔化铜钱用于其他用途，将现有的铜器转为额外的铜钱，这样可以平抑畸高的银钱比价。

王鎏希望纸币像兑换铜钱一样，也可以兑换白银，但他对铜和银的态度几乎相反。王鎏并不想禁止民间使用银器，而是像他的前辈一样，他希望白银不再充当货币。让白银退出流通，无须像收购铜器一样设立官方的“局”，而是依靠在各个商业市镇上本来就存在的钱庄。王鎏希望禁止这些钱庄私自发行汇票和钱票，取而代之的是使用政府新发行的纸币。钱庄将会用纸币收购白银，收购价高于市场价的1%（这一优惠价格将由政府补贴，此外还将付给钱庄适当的利润）。

但政府的补贴一直在降低，一两年后，一旦官方纸币在经济流通中成为主流，补贴将降至0.5%；再过两年，以银换钞的补贴将完全取消。在王鎏看来，到那时纸币显而易见的优越性将自然地使剩余的银两退出市场（“自止”“自废”），因此无须处罚使用银两的人。但是，如果五至十年后，仍在市场流通中发现有人使用银两，这些银两将被没收；持有者只能得到市场价50%的补偿，但不会受到刑事处罚。

王鎏对清朝经济接受纸币的流通持乐观态度，同时他也表现出非常重视纸币的可操作性。他的文章充满了纸币制造和引进方式的细节介绍，以及防止纸币失败和滥用的保障措施。为什么纸币在历史上失败了很多次，而此时却能被民众接受？

历史经验为王鎏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他认为一方面是系统地学习了历史上的错误教训，另一方面是当时与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显然生活在一个新的全球性、多国家的世界。除了在铜局中兑换铜器，纸币也将作为官俸和军饷发放，但最初会多给一些，以帮助收到纸币的人减少将纸币进一步流通的困难。在发行前，应该明确这些钱币可以用于交纳田赋和关税。正因为政府在征税时不愿意接受官方发行的纸币，前几朝的纸币试验都注定要失败。

王鎏将纸币分为七种面额：大钞分为1000串和500串，中钞分为100串和50串，小钞分为10串、3串和1串。大钱则由低面值的100文和10文构成。可能有批评者提出，过去没有如此大面额的货币，为什么现在要发行？王鎏的回应是因为当时市场上接纳了外国的银币和中国钱庄的银票，说明国内经济存在对大面额货币的需求。事实上，他认为过去纸币政策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发行的面额种类太多，特别是首先发行了太多小面额纸币。

王鎏建议由北京的中央机构集中印钞，然后分发给各省的藩库，并加盖布政使的印章。之后分发给各州县，并加盖知县的印章；最后加上钱庄或铜局的印章，就可以进入流通领域。拥有纸币的个人也允许加盖自己的印章，这些将会使得伪造变得更加困难。同样也是为了防伪，纸币需要使用最好的纸张，并对纸币进行高级装饰，纸币将存储于官府特制的函中。王鎏再次强调了此时的优势，与过去相比，造纸和印刷技术明显得到提升。在某个省份交纳税收使用的纸币，必须是钤印了该省布政使印章的钞票，但官府将设立纸币兑换处，以便于其他省份的纸币能在当地流通。

王鎏设计的规则中最有趣的是纸币发行数额。当纸币第一次印造时，需要有足够的数额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但也不能过多。两三年后，需要重新评估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换言之，纸币流通量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政府必须不断地监控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并定期回收陈旧的、残缺的、污损的或超发的钞票，以防止纸币贬值。王鎏估计政府每年用于更换旧钞的费用大约是发行额的3%。

然而，王鎏没有提到政府准备金或其他政府任何资产作为担保，纸币仅以清政府的信用作为保障，这是纯粹的信用货币。王鎏坚持认为，当时的人显然比古人更愿意接受信用货币，例如他们愿意使用钱庄的“银票”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通过公布新的货币政策的细节，宣扬货币政策不会任意修改，并对民众普遍接受纸币保持耐心，就可以帮助民众树立对纸币的信心。

包世臣对王鎏提议的评论

在讨论王鎏货币主张对19世纪初期政治思想的重大影响之前，探究一下包世臣的观点将会很有帮助，因为包世臣非常重视并赞同王鎏的一些观点，他还对王鎏的一些主张进行了回应。包世臣可以说是清朝公共政策领域最受尊重的专家，包括军事策略、农学、河工等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包世臣是道光时期两大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北运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打破两淮盐商垄断的纲法体制。由于这两大改革都涉及两个重要经济领域从官营转变为商人参与，因此林满红等学者将包世臣视为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正如在本书中呈现的，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类比。

包世臣对货币管理制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货币体系的成功对于人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也是评价统治效率的重要指标。他没有对当时政权的货币管理给出过高的评价，正如我们所见，他详细地写下了银钱比价的变化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1832年，王鎏与包世臣的共同好友张履将《钱币刍言》的初稿交给了包世臣，包世臣读后十分钦佩，并宣称自己已经力持此论近三十年。两年后，包世臣与王鎏进行了直接的通信，包世臣向王鎏本人表达了相似的赞许。1837年，王鎏修订后的论著刊布后，立即寄送了一份给包世臣。包世臣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对王鎏的感谢，赞扬他的精益求精，“不拘守古人格辙，而自远尘俗”。

林满红认为，包世臣“严厉地批评”了王鎏关于发行纸币的提议，“理由是纸币会为国家掠取民财，因此纸币永远不会被百姓接受”，王鎏“试图为了国家而剥削百姓”。笔者认为这个结论过于严苛。从包世臣对王鎏的回信来看，包世臣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在考虑引入纸币作为当时货币危机的解决方案，尽管他还没有完善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将之刊印。

王鎏在重印版中表达了对包世臣和张履回信的感谢，并据此认为包世臣基本上是同意他提出的主张，尽管他们对一些细节持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王鎏的解释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像包世臣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将王鎏的主张看作是“与民争利”。相反的，帮助清朝战胜外国侵略和内部经济危机才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包世臣对王鎏提出的纸币无限发行的计划进行了猛烈批评。他引用王鎏的原文，即纸币是“操不涸之源”，并指出这种思维也是过去许多引入纸币的人的想法。在包世臣看来，第一期发行的纸币数额，其总额应是一年地丁钱粮收入的一半，之后加印的纸币也不应超过一年的地丁钱粮。王鎏希望用纸币取代流通中的白银。

包世臣承认，如果按照他的方案发行适量的纸币，最初可能会导致白银市场价值的提高。但一段时间后，百姓认识到纸币的便利性，纸币被普遍接受后，银价将会下跌，银钱比价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包世臣与王鎏货币观点的另一个显著差异是，王鎏希望消除白银的货币媒介功能，但包世臣并不赞同。包世臣指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白银本身，而是相对于铜钱，白银的价格过高，而且白银在太多的经济领域充当了“起算”的角色。王鎏认为立即禁止白银作为货币媒介，并用纸币替代白银是不可行的，包世臣对这点非常赞同，但不同意王鎏提出的前提假设，即纸币的流通能够“自然地”使白银退出货币市场。

包世臣认为无论政府如何干预，白银都将在货币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包世臣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建立白银、铜钱和纸币三种媒介并行的货币市场，每种货币都服务于独立的经济领域。当然，包世臣希望铜钱在税收中尽可能地取代白银，因为高昂的银价让农民在交税时损失惨重，为此想要铸造更多的铜钱，并通过军饷的形式使这些铜钱流入市场。但危险的是，永远无法铸造足够的铜钱来满足市场需求，这只会进一步扭曲银钱比价。这正是引入铜钱为单位的纸币的原因，这样可以增加现金供应，有利于稳定兑换价格。

包世臣提出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是王鎏支持发行大钱，但包世臣认为大钱没有效用。纸币可能能够及时恢复铜钱的价格，但同时引入不与其金属含量挂钩的铜币可能会破坏这一结果。包世臣回顾了唐代以来发行大钱的历史记载，指出大钱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看起来比王鎏更加重视历史经验的包世臣，他认为有些东西仅仅在过去成功过一两次，没有理由相信它会在这些不同时期产生同样的效果。

包世臣一直表现为一位注重细节的学者，他对王鎏的计划也提出了几个细节问题。包世臣就如何采购合适的纸张以及提升印刷工艺的细节提供了建议，他对于纸币的面额有自己的想法。他完全同意王鎏关于纸币必须可以用于纳税的建议。他进一步补充说，如果只能通过捐输纸币来获得功名，那么纸币很快就会在富人和想要更高地位的人群中得到青睐，也正是这些人囤积白银造成银价上涨。他还就如何防止伪钞和其他可能出现的滥用提供了详细的建议。

其他主张

王鎏和包世臣是道光时期讨论发行纸币与白银短缺、经济萧条、对外贸易的关系等问题最重要的参与者，这些问题相互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当时的大部分政治讨论一样，辩论的文章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收录了53篇关于货币政策的文章，仅有两篇（据笔者所见）对纸币或大钱持乐观态度，这两篇都是清初的文章。

相比之下，53篇中至少有7篇是在顾炎武的影响下对清朝政策的批评，顾炎武对纸币的看法非常消极。正如万志英和鲁乐汉所指出的，尽管顾炎武并非货币化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也很少被描述为反对使用白银的学者。顾炎武认识到市场对货币的普遍需求

（例如他将康熙萧条归因于货币的短缺），并提倡开采更多的白银来缓解短缺。但他发现白银主要依赖进口，清代沿海地区和南方大多确立了以白银为基本货币，但其他地区则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全国各地都要求以白银征税是有害的，并提倡设立因地制宜的财政制度。

然而，对于纸币，他是明确反对的。顾炎武认为无论国家多么需要货币，纸币永远不会得到百姓的普遍接受。国家发行不受限制的纸币（如晚明时倪元璐曾提议的），只不过是国家对百姓财富赤裸裸的剥削。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包世臣是顾炎武的崇拜者，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深受顾炎武的影响。但是，如我们所见，在货币思想方面他们出现了分歧，笔者没有在包世臣的书中找到关于顾炎武货币思想的直接评论。而王鎏则不一样，可能是为了避免自己因没有回顾历史上的纸钞而遭受批评，他用了几页的篇幅，就自己为什么没有像顾炎武那样思考进行辩护。

王鎏认为顾炎武希望消除白银和纸币的货币职能，铜钱应该成为排他性的唯一货币，然而在一个更加商业化的时代，铜钱显得过于沉重。王鎏认为顾炎武反对纸币的两个主要论点是“壅滞废阁”和“昏烂倒换”。王鎏认为这些抱怨只是基于明末的情况，但不再适用于嘉道时期。明代纸币的“滞行”是因为三个皇帝的决策：明太祖规定交税只能用白银，不收宝钞；明宣宗禁止地方官上交蠲缓时使用宝钞；明英宗时期赋役从实物改为折征银两。这三项政策使得白银成为唯一可以上交政府的税收媒介，并使得宝钞无法流通。

顾炎武对纸币的第二个抱怨是当时的制造方法不佳，但到王鎏的时代，制造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简而言之，王鎏指出自己很容易理解顾炎武对白银的反感，在王鎏的理想状态下，白银也会退出流通。王鎏预测，如果生活在嘉道时期，那么顾炎武对纸币的反对将会消失。

但作为顾炎武在道光时期的重要追随者和《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者，似乎魏源和王鎏的观点没有达成一致。1842年，魏源在书中明确地批评了纸币支持者倪元璐、蔡之定和王鎏，认为纸币是“盗贼之道”。为了回应倪元璐提出并被王鎏引用的“十便”，魏源提出了“十不便”。他认为，正如银荒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纸币只会使情况更糟糕，而且纸币只会是由国家强制发行。魏源引用顾炎武的原话，声称纸币“损下益上”。

然而，由于道光时期银荒问题的恶化，其他重要官员都转而偏向支持信用货币替代白银。1838年，魏源和包世臣的共同好友，并即将在鸦片战争中成为民族英雄的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帝复奏了四川总督宝兴的奏折，宝兴在奏折中提议禁止使用钱铺发行的钱票。

林则徐指出钱票对清朝经济的重要性，并希望继续使用。林则徐认为，面对日益恶化的银钱比价，要么开采银矿，要么进口更多的白银；但在此期间，使用钱票有助于缓解而不是加剧白银短缺。1842年，御史雷以諴

（1853年担任扬州知府，厘金的开创者）

主张按照王鎏的提议发行大钱；1846年，户部主事许楣提议发行纸币。因为银荒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王鎏的影响力明显在增强。

国家与民族

林满红研究道光时期纸币讨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当时讨论的内容远超经济政策范畴。王鎏的文章本身是为了解决银钱比价失衡问题，但其解决方法中暗含着另一项进程，只有仔细阅读的读者才能慢慢发现。林满红认为这项议程便是王鎏所倡导地增强清朝国家实力的计划，这点笔者深以为然。但笔者从王鎏与包世臣的书信往来之中，发现他们二人表现出一些共同性：中国早期民族主义。

我们可以从鸦片问题开始，正如我们所见，王鎏和包世臣提出这样的假设：嘉道时期鸦片进口是造成银荒的主要原因。王鎏建议引入纸币的第12条理由是，因为内陆边疆地区的边界冲突通常是为了掠夺白银，如果这些地区使用纸币取代市场上的白银，那么这些边境冲突就没有了动力。王鎏没有指明的假设前提是，白银在任何地方都有价值，但纸币只在清朝范围才能使用。此外，第4条理由中，他在论证海外贸易时运用了同样的逻辑，外国商船将鸦片运入中国，导致数百万的白银外流。如果只能使用纸币，外国人将无利可图，鸦片进口将会“自止”。

在王鎏为新货币体系制定的详细规则中，他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只能提供货物，不能支付白银。也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通过立法来获得贸易顺差的粗略尝试。对于王鎏来说，如果外国商人携带白银来中国采购商品，他们首先必须在拥有官方执照的钱庄将白银兑换成纸币，然后才能用纸币购买想要的商品。

正如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包世臣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主义计划。包世臣在2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解决鸦片问题的方案，分为三年进行：首先是禁止进口，然后是禁止国内流通，最后是禁止消费。作为对王鎏主张的回应，包世臣认为即使外国人愿意接受在交易中使用纸币，也不能因此阻止他们购买想要的东西。这些外国“盗贼”已经习惯于在商业交易中使用各种钞票

（汇票、钱票），他们很容易接受中国的有价值纸币。此外，正如包世臣指出的，禁止使用白银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王鎏提出的不具可行性的禁止鸦片进口方案，而是他希望引入纸币背后的动机，这绝不是简单地想要平稳银钱比价。王鎏坚信一种被广泛接受和便于使用的政府货币，会使得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钱币或其他货币“自废”，无须国家禁止，其他货币会自然消失。

此外，私人发行的纸币和其他商业票据，无论多么方便，目前仅限于少数特权商人在使用，且面临着发行钱庄违约的风险，同样会被国家发行的更安全纸币逐出市场。从根本上说，王鎏倡导的是发行真正的民族货币，这种货币在整个中国领土范围内，供全体百姓使用，其范围不超过国界，面额由国家确定。其他竞争性货币，例如由各省或下属机构发行，或由外国政府发行、国内钱庄发行，以及前朝发行的货币都将被废止。

林满红意识到王鎏的目的所在，并认为当时清朝一直没有主权货币，这远远落后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但实际上，王鎏并不是扮演追赶者的角色。王鎏和包世臣所处的时代，尽管少数欧洲学者如让·博丹（Jean Bodin）

在更早就提出了国家在主权边界内拥有发行法定专属货币的权力，但之后整个欧洲也很少有人重提这样的主张。到19世纪初，世界各国通常在使用大量的国内货币时，也能看到多种外国货币在境内市场流通。1850年代以前，墨西哥银元是美国国内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

正如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

所写：“只有到19世纪，区域性和排他性的国家货币才开始在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不同国家区域性货币的出现在时间上有很大差别，在大多数国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持续了几十年。到1914年，一些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或之后都还没有创造出成熟的国内货币。”

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在引入此类货币时，有着和王鎏相似的想法：希望建立区别于世界市场的国内统一市场，并增强民族国家的认同。正是这种民族国家观念的增强，加上工业化印刷和造币技术的改良，促进了这一转变。

王鎏将外国货币在国内流通描述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耗蚀”，这似乎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的早期提法。王鎏认为国家拥有“万物”的“利权”，可以将“万物”重新分配给民众使用，并为了国家需要而征税。虽然“利权”这个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左传》，指的是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但据笔者所见，这个词在王鎏的时代并不常见，并且在国际关系方面没有特别的意义。然而有趣的是，构成“利权”的两个字，反过来就变成了“权利”，对应西方的“Rights”；类似的专业词汇“主权”在后来成为现代汉语的“国家主权”

（National Sovereignty）。

当然，即使到19世纪初西方已经出现民族国家，清朝的官员和士大夫仍处于一个与之不同的主权和国家边界概念之下，即费正清提出的“朝贡体系”。汉语的“权利”对应西方的“Rights”，主权对应“Sovereignty”，这两个词显然都是1864年丁韪良（W.A.P.Martin）在翻译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时才引入汉语的。

然而，至少在几十年前，关注因西方引起的鸦片和其他问题的官员和士大夫，包括林则徐在内一直在积极寻找新的词汇来满足他们的需求。王鎏提出的利权即可视为提供这样的新词汇，他在强调这点时还做了补充，各种保护利权的措施是为了确保“尊国家之体统”，笔者认为这种关于“国家主权”的表述，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缺乏与外国概念相对应的准确词汇。

同样重要的是，王鎏不仅有意识地使用国家一词，而且国家一词优先于清朝（大清或其他存在的术语）。王鎏通常将他的祖国称为“中国”。外国鸦片被走私进入中国，外国的纸币和金属钱币被中国民众所接受。王鎏提出的是真正的“中国纸币”，这将有益于相对于“外国之人”的“中国之人”。正如赵冈揭示的，恰好是在19世纪初，沿海地区面临着强大敌人的威胁，西北边疆正与分裂主义进行斗争，魏源等士大夫开始使用古语“中国”

（原本只是代表汉族的“中央之国”）来表述整个疆域内由多民族组成的清朝。王鎏显然处于这种思潮之中。

王鎏和包世臣对19世纪初期的中国危机有着怎样的看法，以及提出了怎样的改革方案？和林满红一样，我不认为干预主义的王鎏与自由主义的包世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人都对现有政权的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两人都认识到对强权国家需求的紧迫性。早在19世纪初，包世臣就认为追求“国富”和建立健全的财政体系对于清朝的维系至关重要，即使到1840年代面临对外战争时，他同样坚持这一点。两人都将安全的财政制度、普遍的仁政和有效控制的货币体系联系在一起。

林满红在《银线》一书中引用了王鎏的原文：“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苟不能操钱币之权，则欲减赋而绌于用，欲开垦而无其资，何以劝民之重农务穑哉？”包世臣也说了差不多相同的话，他特别赞同王鎏文章中对纸币的看法，除了关于王鎏提出的主权概念外，包世臣也认为货币能够富国、便民。总的来说，笔者在王鎏文章中发现的民族主义因素，在包世臣那里没有那么明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

在对外贸易问题上，两人都希望停止鸦片进口。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只使用纸币，王鎏就同意继续海外贸易。王鎏认为当时的时代标志是“中外一家，商贾流通”。包世臣在年轻时一直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外贸易，并认为参与者或购买外国商品的人应该判处死刑；然而到1820年，他转而支持鸦片以外的大多数对外贸易。

笔者认为，王鎏和包世臣都将发行纸币作为国家的特权，并且都视纸币为解决当时白银短缺问题的有效方法。在这方面，有许多士大夫和他们意见一致，但可能会遭到当时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在发行纸币的数量方面，包世臣比王鎏更加谨慎。尽管和王鎏一样希望纸币可以将铜钱取代，但包世臣从未提出废止任何金属货币的建议。他们似乎都对信用货币的提议感到满意。

在其他方面，王鎏似乎直接跳出了18世纪是进步的“繁荣时代”的经济思想，笔者认为王鎏的思想与欧洲的重农主义相似。也就是说，他的货币计划一直以扩大和促进国内商品流通的规模和速度作为辩护理由。此外，他拒绝官方干预私人贸易，认为这只会适得其反，例如即使官府为鸦片定价，并征收鸦片税，也无法禁止鸦片进口。

王鎏假定良币将会“自废”劣币，并且如果一项交易变得无利可图就会“自止”，虽然这两个假设在细节上可能过于乐观，但符合盛清时期的经济逻辑。笔者认为，王鎏所代表的19世纪初的改革思想，主要变化是开始强调国家经济的主权，并通过发行由政府单独控制的本国货币来实现这一目标。

尽管王鎏和其他人在1830年代提出引入纸币的建议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在道光朝并没有执行。直到咸丰时期，危机下的清廷最终选择在1853年通过发行宝钞来平定太平天国，但这项政策最终失败了。粮食和其他商品价格暴涨，在北京和北方许多城市，那些领取工资的雇工爆发了广泛的骚乱。

直到19世纪末才引入了另一种可行的货币，它直接模仿了王鎏试图驱逐出祖国（Patria）的那种外国货币。正如国民党1935年的币制改革一样，虽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中国仍一直在追求创造一种独立、统一、排他性的国家纸币。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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