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仅让百姓的生存成为问题，也会给国家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因为受灾而食不果腹的灾民，如果政府还要强行征收赋税，就会有发生暴动和起义的可能。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根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两宋时期农民起义的频次高达433起，其中由饥民、愚民和奸民造成的民变高达262起。如此高频的农民起义，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宋朝的灾后重建措施存在弊端。

1. 宋朝自然灾害案例

《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灾情：宋仁宗皇帝景祐四年的十二月，京师（山西、河南）等地区发生地震，导致的死者近两万人，伤者高达五千七百人，地震中死伤的牲畜有五万余头。

《苏轼文集》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哲宗原有六年，苏州、湖州和常州三地闹水灾，百姓们流离失所，出行只能划船，饿死的流浪汉数不胜数。

节选自《苏轼文集》

像这样损伤严重的灾害在宋朝并不少见，根据《宋史》记载，两宋统治下的三百多年间，发生的水灾、旱灾、蝗灾和地震的年份数量分别为202、160、70和74。频繁的自然灾害使饥民、流民的数量与日俱增。

2. “以工代赈”的救济措施及其弊端

为了避免灾民暴动，宋朝政府想出了“以工代赈”的救济制度，给灾民提供工作岗位，解决饥民的温饱问题，不仅有利于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效避免了动乱的发生。

这种措施无疑是有效地：宋仁宗皇帝赵祯统治时的景祐三年，虔州和吉州发生了大水，冲垮的城郊地区的房舍。政府为了安置受灾居民，就招募灾民疏通河道，使灾民有饭吃、有事做，就不会有动乱发生，而政府也能完成水利工程的兴修工作，一举两得。

宋朝灾后救助流程

然而，国家的工程毕竟是有限的，仅通过招工安置灾民的可行性较低。并且大部分的饥民并不适合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国家解决农村地区的灾害时，必会从减免田赋开始。

3. 减免田赋的策略及其弊端

“以供赈灾”仅能解决部分灾民的生计问题，大部分的农民仍有饿死的可能。而受灾后的土地将面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情况。所以，每每发生大型的自然灾害，朝廷都会对灾区田赋采取减免措施。为了做好灾后救助工作，宋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诉灾、检灾、放税”。

“诉灾”，顾名思义，就是受灾的农民向地方机构汇报灾情。宋朝历代皇帝们对诉灾的时间、程序和诉状都有明文规定。首先，诉灾的时间不得晚于每年夏、秋税收之际。例如太祖皇帝赵匡胤有诏书规定：“民诉水旱灾伤者，夏不得过四月，秋不得过七月”，这一期限在不同时期，会根据各地农作物的成熟期限做灵活的调整。

“检灾”是由地方官吏核实受灾严重程度。因为灾情有大有小，朝廷检灾的目的就是筛选出灾情严重的地区并予以核实。通常，检灾程序至少要经历三道程序：先有县一级的官员核查属实后，交由州一级官员复查，最后再将复勘合格的结果上报给监司机构。

“放税”是根据复勘之后的受灾情况制定田赋减免的标准。因为两宋期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所以史料中关于官府放税的记载比比皆是。根据《资治通鉴长编》中的部分内容，宋朝关于受灾地区放税的比例大多和受灾程度相契合。

朝廷制定的的减免田赋似乎无懈可击，然而实施起来却处处存在漏洞。《资治通鉴长编》有关于诉灾程序弊端的记载：“臣窃见本台近日节次接过开封府东明县百姓六百九十八状，计一千八百五十九户，为陈论今岁夏旱，依条披诉灾伤，本县不为收受”，即一些地方官员在诉灾时玩忽职守，并不履行职责；《宋会要辑稿》记载了检放程序存在的弊端：“检视灾伤，官司未尝遵承，每差州县官到，随行征求皆有定例，然后择村瞳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视之，名日应破，又择今岁偶熟之处再往视之，责以妄讦，名日伏熟，重为民困”，即一些官员在复勘时造假；《朱文公文集》中记载了放税中存在的弊端：“臣僚上言蠲减之数，而郡实私之，而县之督责于民者如故”，即一些地方官员在放税时不顾朝廷减免田赋的诏书，私收田税。

结语

虽然国家制定了严谨的灾后救助措施，但是部分贪婪的地方官员并不认真执行，反而趁机横征暴敛。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部分地方官员的腐朽无德，让朝廷的救助政策不能落实到灾民，被逼无奈的饥民只能通过起义的方式争取生存的权利。如果宋朝基层的那些执行官们，能怀揣着一片赤诚的爱民之心，还会存在农民起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