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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中、日、朝三方史料,还原出的万历朝鲜之役真实战况是?

网络整理 2019-04-25 最新信息

前文:〈日史称明援军两万,明朝驳只率家丁三千,万历朝鲜之役的参军人数谁才有理?〉

前段一再提到,当时李如松率领的援李明军只有四万多人,而且李朝官军散处各地,并不与李如松队一同行动,故不可能有大军压境之势。

中方的部分史家,如《朝鲜「壬辰倭乱」之研究》的作者李光涛就反驳日本的「重兵说」,认为碧蹄馆之战反而是日本以重兵包围了不过千余的李如松部队,所以,评定此战不过是一次小型的遭遇战,根本不足以称奇。

李光涛虽然点出日本方夸大战况的问题。然而他的说法本身也有一个盲点:由始至终,出战的是否只有李如松一队?

我们从《明史.李如松传》中可以看到「李有声殊死救…如柏、(李)宁等奋前夹击…杨元兵亦至…」如果只是千余兵,后面的大军由谁来指挥?虽然开城及平壤有吴惟忠、骆尚志等将,但作为总领军的李如松,若所有行动都只率亲兵,明军应该早已因大将轻进而退。

而且,李光涛也没有考虑到二十四日到达碧蹄馆的高彦伯及查大受的所在,如前述史料,他们应退回碧蹄馆,等待李如松的到来,那么,他们亦应投入了这场战事。加上杨元、李如柏、李如梅、李宁等人都是各自领兵的将士,就前后过程来推断,理应是追赶李如松队而赶来的后援部队。

另一方面,有关此战的死伤数字,相关史料记载也是大相径庭。

《明史.李如松传》中记载,李如松的家将李有声因救如松而死,兵士也「死伤甚众」;《宣祖实录》就记载,南兵千户吴惟珊说「前月二十七日…(明军)反被中截围掩,斩倭仅一百二十余,天兵死伤一千五百…」、「李提督到碧(蹄馆),反及折二把总(李有声、马千总),退阵东坡以竢后至之兵。」;《惩毖录》中「提督见情势急,急呼后军至,然而军到之前,先军已败,死伤甚多」。日方则是前篇提到的「数千」、「数万骑」等等。

从以上数条的史料中,可以得出两个结果。其一,明军的死伤肯定占一定的比例,偏向严重。其二,明军并不是一同到达,这与其他明、李朝史料所述内容相近。那么,究竟从参与此战及死伤数中,能否得出该战明军的数量?

就此,笔者整理以上诸史料,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死伤甚众」之说。这样的说法很容易令人觉得是大军中死伤甚多,因此是大败北。

可是,从逻辑上来说,这只是比例的问题,换言之,得知明军虚实的柳成龙所著的《惩毖录》中的记述都是以明军的前军数量来作评价。此战后数月,明廷朝野内对李如松败于碧蹄馆一战乃「血战」,是轻敌所致。

综合中、日、朝三方史料,还原出的万历朝鲜之役真实战况是?

柳成龙画像

「血战」的话,无疑指的是一场生死只差一线的战斗之意,但从明朝内部的反应来看,李如松的败北似乎并不是足以震撼朝野的大败,后来明朝改以和议的方针,其中策动的是宋应昌、石星及李如松,大臣间争论的只是应不应让日本入贡。故此,明朝政府将碧蹄馆的败北看成是一个转换政策的时机,多于受制于此败而被迫改变策略。

总之,从日、中、朝三方史料来看,明军在此役,不论人数多少,都肯定是败北,死伤不少。概因在《宣祖实录》、《惩毖录》中可以看到,自平壤之战开始,李如松经常接到军报后就带轻骑出阵的记述。这极可能是李如松个人的作战习惯,或者打从入朝开始,对日军的想法就如他对柳成龙所说的那样自信。

加上,当时李如松队的军备简单,把大炮等辎重留在后方,只有神机箭及骑兵的短刀,根本不能与日军的铁炮、武士刀对抗。《惩毖录》中更明言骑兵的佩刀不过是「锋不利而钝」的短刀,相反日军的武士刀大多锋利无比,因此是战明军兵士「被左右斩击,刀被斩断,人倒马翻,敢立于前者无一人也」这样的记述,再加上日军的人数应在明军之上,更可以肯定明军绝不可能「以一斩六十、七十」或说「斩敌六百余」(《宣录》)。这很可能是后方的朝鲜朝廷的误传,或李如松的狡辩。

事实上,柳成龙在战后会见李如松时,李如松强调「我军昨日杀多贼,并无不利,只因此地雨后泥泞,不便大军驻在…」(《惩毖录》)又说「正月吾本命对冲不吉,故今番落马又不利于击贼」(《宣录》)前后两条记事,与其说李如松为此解释,似乎说成耍赖、狡辩也不过份。

综合中、日、朝三方史料,还原出的万历朝鲜之役真实战况是?

描绘日军在釜山登陆情形的朝鲜画卷・釜山镇殉节图(原作成于1709年;此图重绘于1760年)

结论

碧蹄馆之战,李如松自率轻骑出阵中伏受袭,而大败退东坡。这事可说是千真万确。

至于有关本文的关键——军数问题,笔者认为日本方的史料必有所夸大,事因前揭的推断《经略复国要编》中提及,最初派到朝鲜的明军只有49,000 多人,到平壤之役的攻城人数也是43,000 人,追到(后备)军兵八千名。与《惩毖录》所指的四万余人大致相近。

就此来看,碧蹄馆战事前后,李如松也未有一战定乾坤的决战心态,再加上《惩毖录》的记载,恐怕李如松当时并非如日本方所认定的,打算一鼓作气的夺回汉城。一来平壤之役的胜利其实并不十分顺利,明军的死伤亦不少。这样极可能令原本轻视日军的李如松犹豫。而且负责总经略的宋应昌因与李如松有隙,一直都在辽东不加干预,或者说坐视不理,因此李如松也极有可能担心出错被参。

再者,当时,朝鲜内早已传出李如松与配到自己手下的浙江援兵不和争功,南兵千总骆尚志更言「提督视我如仇,至于欲杀」(《宣录》),柳成龙亦发现平壤之役的军功,南兵出力至多,却未上报明廷,反而李如松亲部北兵得大功,「以为乖张」、「南兵怨论不均」。

可见当时明军内部的南北兵不和情况严重,李如松轻骑入碧,也可能是试图要以北兵的力量立功以压南兵的声势。可是事与愿违,正因碧战之败,令李如松备受多方压力。经此一役后,李如松立即上书明廷要求增兵及自退。《惩毖录》及《辰已录》都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当时,李如松向柳成龙等人出示将交付明廷的奏达文之稿,内容为「贼兵在都城(汉城)者二十余万,寡不敌众…臣病甚,请以他人代任」充满了厌战味道。看到文稿的柳成龙便与李如松理论,指出「汉城内倭贼不过万余,何来二十万之多耶?」

李如松却说「尔国文书中所言如此」,成龙反驳道「本国文书中安有此语?」如松回应说「有文书,然则吾何以得知耶?」

这个对话再次肯定了李如松受到败战的巨大打击,及背后的种种压力已萌生去意。

笔者曾想,李如松会一反其态,甚至主催媾和,必因碧蹄馆之战而起,因而想定当时日、明两方的战事十分激烈而支持「明军在数量优势下反被大败」这个说法。

可是,检讨诸史料后,首先要否定的是多兵说,应该是后来的丰臣方参战大名为报军功而夸大战事,但当然,此战之胜,不论人数多寡,实为挽救日方免被连番打击的一个关键,同时也改变了丰臣方的大战略布署。

综合中、日、朝三方史料,还原出的万历朝鲜之役真实战况是?

丰臣秀吉画像

而李如松此举,不一定因为拥大兵而败所造成,反而是直接与日军的主力部队作战,既中伏,又几乎被全歼,亲将战死…一连串的打击,再加上宋应昌、南兵等背后因素,才令李如松退一步保身吧。

「及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明史.李如松传》),这个情况与日本战国时代的防长大名大内义隆的出云败战后的结果十分相似。大内义隆因吉川家等小大名纷纷倒戈而转胜为败,最终慌慌而逃,嗣子败退时溺毙。种种打击结合内部文武派的对立,令义隆不再言兵。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李如松身上,十分类似。

再者,当时明将对于战争责任也趋向推诿自责。

碧蹄之战前年七月,祖承训于平壤之战前得知日军未退,就「举杯仰天」,更言「贼还在,必天成我大功也」败北后回到辽东(后来又再到朝),并向辽东总兵杨绍勋解释此战的败北乃因「其方攻城将克之际,朝鲜一营投倭助战,矢石如雨,以是败也。」(《寄斋杂记》),但在战败后不久会见朝鲜大臣时却说「我军今日杀贼众多,不幸史游击伤死,且天候不利,大雨而泥泞,不能歼贼」前后两个版本的败战解释,从中可见的是将领背后面对明廷内政敌的指责及攻击而作自保之举。

明朝将领对于丰臣军的实力明显是过份低估,这与明朝视此次为另一次倭寇入侵的立场取态亦不无关系。往后的各场战役上,明军将领因畏惧被弹劾又轻敌,配合明朝消极对应的方针,明、鲜联军多次失去歼灭丰臣军的机会,为壬辰.丁酉之役长期化的一个主因。

另一方面,丰臣军亦因受到朝鲜各地义兵发动游击战,以及李朝水师切断海路运输线,面临败退的边缘。然而,明军的将帅不和,以及李朝的军队在全国作战系统一时崩溃下只能各自进行反击,最终即使丰臣军一时退守至釜山至巨济岛沿岸,但在丁酉之役仍能再次进犯。

内部方面,李舜臣冤狱、错用元均等由李朝两班的派系纠纷引起的政治斗争,以及地方义将及官军作战不统一等战略问题,都使国土断断续续地沦陷达七年,讽刺的是,最终收复国土,乃因为丰臣秀吉病死,丰臣军骤然撤退,而不是因为自己反击成功。

综合中、日、朝三方史料,还原出的万历朝鲜之役真实战况是?

李舜臣画像

综合以上所有史料及战事经过,笔者认为,李如松自带亲兵轻进一事,已在史料上确认,史料也说明了当时明军「军势不重(不多、不足)」但若加上其他各部来救的部队,及查大受、祖承训、高彦伯等人都应在碧蹄馆并参与此战来推断,「(朝鲜)将官随行者只高彦伯等数人而已」、「查总兵亦自碧蹄回坡州」(《宣录》卷三十五),当战明军之数大抵在五千左右之数,而面对的日军大多在一万数千至二万之间。

至于各丰臣军力言此战作战之勇,笔者认为,一如水户藩士川口长孺所编的《征韩伟略》中指出「《朝鲜闻书》、《立斋旧闻记》、《国恩录》详记此战,为立花氏一家之功,《毛利(秀元)记》书吉川之战功亦然,记事不与诸家记符合,故不采焉」,这并不只针对立花家,而是点出了当时在朝鲜的日军大名都为向秀吉争军功而努力,七年间在朝鲜各地发生的屠杀及抢掠等之事多多少少也与军功有关(当然粮食问题及精神压力也是问题)。

同时,为了军功,各大名之间因而不和,石田三成、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加藤嘉明与藤堂高虎等均如此;各家在日后江户时代编纂藩史等书记物时,也大力夸大自家的武威军勋,各自吹嘘,而武士所写的回忆录及回想,军记物之类等都难免有润饰夸张的问题。

故此,日本方有关军功的记述虽比《明实录》及《宣祖实录》更贴近现实情况,但内容值得商榷,不可盲信。

当然,明、李两国的记述都因政治及军事需要稀释或改窜。所以我们不宜单信任何一方而定论之。更重要的是详细比较、分析及批判三方史料,方为研究壬辰.丁酉之役的基本必要工作。

本文作者:写给所有人的历史(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68380715611586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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